特首曾蔭權先生上周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宣布在今年稍後時間召開經濟高峯會議，邀集香港政界、商界、大學、公共機構內最聰明的腦袋，研究內地十一五規劃對香港的影響、研究香港如何配合十一五規劃、研究香港如何可以從十一五規劃中取得更大的好處及利益。簡而言之，曾特首是要藉着這樣一個峯會為香港尋找中期的經濟出路、為香港找出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焦點。
搞甚麼峯會或高峯會議是政治領袖的至愛，因為這些峯會每每在一些風景優美、富麗堂皇的地方舉行，因為這些峯會每每集合了社會上最有權勢、最有財勢的人，身處這樣的環境、身處這樣衣香鬢影的聚會、身處這樣煞有介事的場合，政治領袖可以充份享受那種大權在握、大有為的感覺或幻覺，他們自然熱衷搞這樣的活動了。而且，搞甚麼峯會比解決實際問題容易得多、簡單得多，又讓公眾以為政府真的在努力解決問題、真的在認真處理問題，更沒有甚麼特定機構或個人審核峯會的成果；例如召開就業峯會就比推出實際措施製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容易得多，也沒有人追究峯會有沒有讓失業工人的數目減少。像這樣「經濟又實惠」的政治動作，政治領袖自然愛不釋手、樂此不疲了。
當然，在這個時候就說特首主催的經濟峯會像其他峯會那樣得不到實質成果有點言之過早；但是，內地的經濟規劃、內地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內地不同政治力量、不同地方利益之間協調平衡的結果，香港從特首到特區政府都沒有甚麼影響力，更不能參與整個討價還價、整個利益協調平衡的過程，特首及特區政府能做的是靜待內地各省市、各部委、中央領導層商議及決定，然後再按有關決定應變。就以開放內地資金到海外投資的QDII政策為例，有關建議早在回歸後不久已成為內地財經政策的重點研究課題，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及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更花了不少氣力、不少唇舌游說中央各部委、游說中央領導層盡快落實有關建議，以協助打破香港經濟的困局，可有關建議或游說並沒有甚麼成果，直到兩人分別下台後、直到上個月，中央政府才宣布將落實QDII政策，但政策的細節仍有待公布，本地銀行界及金融界仍未能具體就QDII政策作準備。由此可見，內地的重大經濟政策、重大經濟規劃從醞釀到討論到拍板到落實執行，香港都沒有參與、都沒法參與，香港都只能聽從北京中央政府「發落」；即使特首真的集合香港最聰明的腦袋、最有見地的人也不可能影響整個規劃或決定過程。像這樣的經濟峯會不是很容易變成雷聲大雨點小嗎？
此外，自由經濟體系已令香港有足夠能力迅速適應外在環境的變化、迅速適應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事實上香港從一個漁港變成一個轉口港，再變成一個輕工業中心，再變成一個金融商業中心靠的從來不是政府的領導或甚麼經濟峯會，靠的是各行各業的企業家各顯神通、是各行各業上班族的適應配合、是無形的手在推動，而當中國從閉關鎖國轉為門戶大開後，首先全面利用這個商機的是香港的企業家特別中、小企業家；若果十一五規劃出現甚麼新的商機、若果十一五規劃出現甚麼有利營商投資的措施，已長期在內地經營打滾的本地企業或外資駐港企業肯定比政府更快作出回應、更迅速抓住機遇。既然是這樣，特首主催的經濟峯會有甚麼實質作用、有甚麼實質效果呢？難道曾特首真的相信，本地企業家及銀行家要等他發出"Wherewereyouguys"的「怒吼」才懂得在中國經營的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