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今年初以來，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多次發文，指示所有傳媒不許刊登、播出有關文革的報道和論述，所有圖書出版單位，不許推出有關文革的回憶錄和反思文革的專著。對中共來說，文革就像潘朵拉盒子，一打開，就種種醜事跑出來，再也收不進去。而當年是紅衞兵的當今中共各級領導人，都無可避免地在放出來的醜事中沾上腥臭。
但文革對中國民族的影響實在太大。在今天，五、六十歲以上的中國人當中，文革更是他們畢生難忘的夢魘。因此，儘管許多人對當年在毛澤東號召下起來造反的種種惡行不願回顧，對於作為既是文革「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身份，都只是強調自己的「受害者」角色，不願承認自己也是一個「加害者」。比如著名作家老舍之死，經十年調查，也沒有一個人願意承認當初參與過對老舍的批鬥。
幸而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還有不受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管轄的出版自由。去年十月和今年一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就出了兩本當年紅衞兵親撰的紀事專著。這兩本書，對於研究中國文革歷史，尤其是探索何以會發生席捲全國的、如此瘋狂和失去理性的造反運動，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一本是去年十月出版的《仰天長嘯》，書的副題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衞兵獄中籲天錄」，作者魯禮安原為武漢市華中工學院的學生，文革初期為武漢地區最有影響的「筆桿」。一九六八年以「惡攻」（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被捕入獄，更被投入單人牢房長期關押，整整十一年，到一九七九年才出獄。作者又用了十年時間寫了這本書。他參與文革運動的是開頭兩年，也是最激烈的兩年，但他在獄中卻以過來人的思考，觀察着文革的後續歲月。
另一本是今年一月出版的《紅衞兵日記》，作者陳煥仁。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學系聶元梓貼出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被毛澤東批示「何等好啊」，於是點燃文革烈火。作者當時是北大哲學系學生，又是聶元梓一派，因此一直處身於紅衞兵運動的漩渦中心。作者有寫日記習慣，這本書就是他從六六年到七○年的日記原文。在這本厚厚的日記中，作者記下三年多時間發生的文革漩渦中心的大小事件，日常生活與所見所聞所思。這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是保留文革時的原始語言和觀點，並沒有用現在的觀點去重新包裝這份原始日記。作者說，「日記的觀察和評判完全不代表我今天的了解和評判」。正是這樣，才能更真實地反映當時紅衞兵的思想、感情與觀念。
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方方在《仰天長嘯》的序中說，文革「是那樣深刻地影響過我們的生活，甚至顛倒了我們的思維，扭曲了我們的眼光，改變了歷史的進程，重塑了民族的靈魂。……它的成因，它的根源，它的偶然，它的必然，它的背景，它的時況，它的初衷，它的走向，它的失控……今天都應該重新思過。否則，我們的後代甚至連我們都不好理解，怎麼幾億人一夜之間都跟瘋了一樣，而且一瘋就是十年，瘋得沒個譜。」
逢周一、二、四、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