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心惶惶的鬥爭時空裏，左派報人羅孚拖着兒子，走到天后廟道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放了一個「假菠蘿」（假炸彈），然後嬉皮笑臉的離去。那時候，滿街都是真假菠蘿，炸死過小孩、炸死過軍火專家。他說：「當時我們以為做得好好，人家會讚賞……」
「其實香港沒有發生過文革，但大陸的文革對香港有影響，掀起了一場反英抗暴運動。」羅孚當時是《大公報》副總編輯及《新晚報》總編輯；文革時代，一家大小都捲進那股紅色風暴。妻子是《文匯報》副刊編輯；大兒子去了廣州的大學當紅衞兵，老二和老三留在香港培僑中學參與革命，最小的兩個就送去北京避難。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一鬥爭口號，年逾八旬的羅孚仍背得滾瓜爛熟。那時他的工作就是在報章撰寫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抗爭，叫人拿起武器。所謂武器就是土製炸彈，造不到真的，也要造假的嚇人。
竟覺燒死林彬「幾好」
菠蘿多數放在警署附近，旁邊寫上「同胞勿近」，炸死過無辜小孩，炸死過軍火專家，「有人死，我們就覺得是勝利。」羅孚也參與過放置假菠蘿的搗蛋行動，「有一天，我帶着老二、老三，和他們的同學，在庇理羅士女子中學門前放了個假菠蘿。為甚麼放在那裏？因為我們住在天后廟道。」
從67年5月新蒲崗人造花廠示威開始，左派暴力浪潮逐步升級。當年8月，更有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駕車途中被縱火燒死，羅孚說：「當時我們覺得不錯，（燒死林彬）做得幾好。」
「每次放炸彈，就影響到交通封鎖數小時，居民很不方便，很不滿。我們整天都留在報館裏頭，以為自己做得很對，以為人家會讚賞我們。」羅孚說，反英抗暴沒有錯，錯就錯在手段出問題。「當時港英管治很殘暴，警察很惡，反抗是對的。但是搞到滿街菠蘿，影響市民就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