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舊報，發現上個月最後那一天，副刊有太多的離愁，原來有幾位作者在「告別」。
我那一篇稿，叫《寵辱兩忘》，「能閒，就可以不驚於寵辱；能漫，就可以無意於去留。」我這麼說，更像要隨大隊一起歸西。於是，生朋熟友，齊來電話，慰而問之：「是不是不寫了？」真抱歉，讓討厭我的人，空歡喜了幾天。我只是天天當最後一天來活，天天當最後一天來寫而已。
我有一個不好不壞的習慣，九六年，在《蘋果》上班，看到同事的桌子，根本不是桌子，是櫥窗，有人擺滿家庭照，有人擱滿毛娃娃，有人堆滿打野戰的道具，有人貼滿標語，有人還在桌上豎起一條木頭大雞巴……只有我那一張桌子，桌面，除了一塊玻璃，什麼都沒有；抽屜裏，也沒有一件私物，讓人能窺探到我眷戀這個崗位的一點私心。這麼做，唯一的「壞處」，是夜班員工會當這張空桌子，是餐桌，是雜物架，是椅子。每天上班，我得先清理人家留下的垃圾和茶漬。
「上頭」要開除我，得意洋洋擲下一句：「我給你十分鐘執包袱！」他就會發現：我根本沒留下什麼「包袱」，我馬上就可以走。九七年，我和張小嫻、陶傑、劉天賜、文雋、麥成輝等朋友遊台灣，在山城九份，看到某詩人的石屋有落地大窗，窗外，是起伏的群山，心中暗想：「彼詩人也，我詩人也。我怎麼不也去看海，看山？」回來，就跟「上頭」告別，到今天，還沒再打過工。
有一句話，我老母聽見了，就生氣。我總愛跟弟弟說：「我百年歸老，保險箱裏有……」「我百年歸老，房子沒供完，保險金可以……」開口閉口，百年歸老，其實，我離這「百年」，還有五六十載；然而，我就是天天想着：我隨時要「歸老」。
為什麼不開分店？怕一旦執笠，麻煩。三年前，「總店」開張，當天見報的專欄，題目就叫「執笠」。我盡力做好每一件事，但一開始，就想着結束，想着結束了，走更長，或者，更好的路。能幹的人，不怕「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