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十一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對外公佈了蔣介石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一年的日記，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中、日、美、加等國都有專家守候在那裏作研究。
據胡佛研究所所長萊希安介紹，蔣介石的這批日記是二○○四年十二月由蔣氏第三代蔣孝勇的夫人蔣方智怡委託胡佛研究所保管的，其最大的特點是全。蔣介石從一九一五年開始記日記到一九七二年生病，五十多年從不間斷。以前發表過部分摘錄，歷史學家黃仁宇曾據此撰寫了《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斷言蔣介石「在寫日記時即存心以筆下之文字作為修養和施政的工具」。
即使蔣介石的日記只如他自己所說，「最有意於倫理和修養」，但是以他這樣一位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日記的史料價值自然不可低估。專程前往胡佛研究所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和張海鵬透露，從已公佈的日記看，有望幫助解開幾個歷史問題：一是作為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在一九一九年的日記中也對「五四運動」表示了熱烈支援。二是一九二三年蔣氏訪蘇之後，對蘇聯、蘇共、共產國際的態度迥然轉變，由真心讚賞轉為懷疑、警惕和反對。三是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艦事件」，這是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國共合作的支持者轉變成反共軍事獨裁者的轉捩點。
黃仁宇當年就說過，如果讀者準備從蔣介石的日記中看到新鮮而帶刺激性之秘聞軼事，必將失望。這讓我想起李濟在回憶傅斯年的文章中說的一段故事，那時史言所正在整理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傅斯年有些失望。李濟說：「什麼叫作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清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對蔣介石日記，也應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