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編輯打電話來，說要跟我簽約。
「簽什麼約？要捧我做歌星？」我以為自己給黎老闆「睇中」，今次發達了！
「是關於你每個星期日在《蘋果》『醫醫筆寫』專欄的文章。為保障報社和作者的雙方權益，我們會由律師擬訂合約，並把合約一式兩份寄到府上，請你仔細查閱條文後，在其中一份簽名，然後寄回給我們。如果有問題的話，歡迎你致電查詢。」
「為什麼以前又不用簽約？」我果然是個好事之徒。
「以前的做法不正確。」她直言。
忽發奇想：我和《蘋果》像一對同居男女，六年以來，大家曾經住在一起，亦曾經分手。住在一塊兒的時候，有時我們見面的日子多些，有時我們見面的日子少些；有時如膠似漆，有時若即若離。然而，我們從來沒有用過一紙婚盟，去證明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從來沒有用過一個約定，去管束雙方的行為。現在的做法，是撥亂反正。
「好吧！那我就下嫁給你，但你會不會加我的家用？」這是我心底的說話，卻不敢宣之於口。明知沒有希望，何必當眾出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