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若薇、湯家驊、梁家傑和吳靄儀四位大律師都受到廣大市民的尊重和擁護。我同樣是他們的fans。他們都是成功的大律師，都有為民請命、為社會爭取公義的熱血丹心。事實上他們在立法會的表現充份證明了他們的大律師本色。
黎智英
不管拿他們來怎麼看，他們都是值得香港人引以自豪的精英。以他們為骨幹的公民黨成立了，香港的政治前程無疑將來得更開明；對香港、對他們，那都是一個可喜可賀的新開始。
關心社會福祉的善男女都是充滿理想的，他們獻身社會的原動力來自對未來的美好憧憬。社會得以進步，也正正是因為有像他們四位的人願意為更好的未來無私奉獻，甚至不惜為公義作出犧牲。要是沒有他們的啟發和推動，人也就不難像聖詩所說，只為麵包而活而再沒有靈魂了。像他們般的精英是維持社會健康不可或缺的靈魂。
像他們般的善男女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更切合現實地追求理想。只顧理想而罔顧現實，或者讓對未來的美好憧憬蒙蔽歷史的教訓，那非但得不償失，更往往會傷害需要施以援手的人，陷社會於不義。海耶克教授說：「通往地獄的道路往往是用善意鋪成的」。大家都還記得這句名言吧？共產主義把億萬人送進煉獄幾十年，我們又豈應輕易忘記這個悲痛的教訓？
為了替人民謀幸福，悲天憫人的善男女不難會讓澎湃的無私奉獻情操淹沒理智，妄自以為憑着善心，便可以按自己的識見創造出個美好的理想世界。在他們來說，善意是必定會帶來超凡的湼槃。只是，無論是凡人抑或政府都沒有創造地上天堂的知識和本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全盤失敗已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這是個鐵一般的事實。
社會運作錯綜複雜，無從掌握，故此也就不可能按個別人的主觀意願來設計。現今前所未有的物質和科技繁榮，不是一小撮偉人苦心炮製出來的成果，而是千千萬萬人發揮其個人的能力和知識、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溝通互動形成的資訊網絡創造出了這個令人喜出望外的成果。這個成果源自人們自發的活動，而不是任何人的刻意計劃。
市場運作需要無窮的即時資訊，無論是個人或政府都不可能有這個能耐，那又豈能預料資訊互動到底會帶來甚麼後果？如此一來，個人或政府又豈能掌握創造理想世界所需的知識和資訊？
假如大權在握的人不信邪，誓要強蠻地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們將別無選擇，要以強權控制人們接收的資訊、左右人們的活動，進而以暴力主導整個社會和市場運作。這也就是說實行蘇聯或北韓式的極權專制統治，把人們扔進人間地獄裏去。到了今天，誰又還會願意重蹈共產主義這慘痛的覆轍？
在我來看，為人民謀幸福，首先便要信賴人民，尊重他們為自己謀幸福的意志和隨機應變的能力。從這個尊重出發，我們便不應問政府可以替人民多做些甚麼，而應該問政府該怎樣給個人謀幸福的努力騰出更大的空間。
就以教育來說吧。為甚麼花了這麼多錢（佔了政府總開支的四分之一，為數近六百億元），卻又搞得一團糟？那還不是因為政府壟斷了教育嗎？政府壟斷教育也就像所有專營壟斷的事業那樣，結果是官僚只顧自己的利益，而蔑視用家—也就是我們的下一代—的訴求，那麼教育又怎能不百病叢生？
美國及歐洲國家的經驗已證明小班教學並不能提升教育質素。對症下藥，是將教育的自主權交還給用家，實行學券制，讓家長因應子女的興趣和需要選擇學校。也只有這樣才可以為學校引入良性競爭，讓死氣沉沉的教育制度帶來活力。公民黨的朋友們有信賴家長作出明智選擇的智慧嗎？
我們都很容易以動聽、感人的口號取代深思熟慮。例如要吸引外資，倘若我們信任做生意的人的眼光和能力，那麼政府便應該減少對市場的干預，避免給貿易、人才和資金的流通製造障礙，不要讓官僚（或尊貴的議員們）憑着自己的主觀意願制訂一些甚麼長遠、明確、穩定的經濟政策。時至今日，我們不都已知道政府搞五年、十年經濟計劃是社會主義的死胡同嗎？
「創造職位提供合理的回報，讓人人活得有尊嚴」是很動聽、感人的口號。可是這「合理」、「尊嚴」的標準又是由誰來訂定的？倘若自由市場可以令每個人盡其所能，從而促進整體的利益，那麼不管我們是否同意市場安排的結果，誰又可以說這不是個既合理而又公平的安排？尊嚴是個主觀的論斷，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我們不應武斷地一概而論。
正如上文所說，市場的運作的關係及引發的後果，不是單向直線的，故此因由本末也就不容易掌握，那麼我們又豈能透過政府的干預控制每個人得到的回報？人類社會現今空前富裕，那是市場按照每個人的貢獻作出的判斷，而不是由個別掌權的人衡量每個人的需要而給他們作出的分配。
故此就算市場分配真的不均，那是個確保有限資源發揮最高效益、帶來最高回報的機制，也是市場引導擁有不同資訊、資源和能力的人作出最大貢獻的辦法。哪怕是看似不均，這樣的分配卻是既合理而又公平的，因為那不是任何人的武斷決定，而是市場確保資源效益的安排。
當然，在市場的安排下也會有特別幸運和特別不幸運的人。我們可以做的，是本着良知和愛心照顧那些不幸和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人。不過推己及人的關懷行動只應在市場以外進行，而不應透過政府的干預，破壞市場分配資源的功能，因為那非但幫不到人，更會打擊所有人的利益。
至於提倡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那更是呆在象牙塔裏，未窮過的精英的漂亮口號了。我十二歲從大陸來港當童工，要是那時已經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及保障童工的法例，那麼我這個大陸仔不餓死街頭才怪呢？當時我的月薪是六十元，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但我慶幸有機會賺到食宿和零用錢。
更重要的是，辛苦的工作讓我有機會學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最終讓我遠離貧窮、罪惡。這樣的教育不又勝過強迫免費教育許多、許多嗎？公民黨的精英們，你們知道窮人的苦況是甚麼嗎？你們知道窮人的真正需要是甚麼嗎？
我提出這些問題，不是要刻意挑剔公民黨，我只是想警惕大家憐憫心也有陰暗面。我更希望公民黨的朋友們在關心社會、追求公義的同時，謙虛地吸取歷史的教訓，從現實出發，腳踏實地為香港尋求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