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伯當殮房聽差時與警界關係密切，當年被警員冠以「華人法醫官」美譽的他，既是協助警員套取屍體指紋的「救星」，豐富的經驗也令他練成一副辨認死狀的本領，為查案警員提供破案的線索。
警員處理發現屍體案件，都要到殮房替屍體套取指紋。要在僵硬的屍體取指紋，被警員視為苦差，福伯卻可利用簡單的火柴盒，承托摺成條狀的表格，順着「指模轆」轉動即可成功套取指紋。以往不少警員情願向他送上一封紅紙求他代勞，他直言賞錢不及意頭重要，「利是不回頭，回頭就真係大吉利是。」
為法醫界奠下基石
五、六十年代叱咤風雲的華探長們，全與他相熟，但他不欲多談離世故人，只提及避居台灣多年的呂樂，「呂樂份人好闊綽」。
慣對屍體，福伯不知不覺間學會辨認屍體死狀，從屍體傷口披血情況及傷痕，大概可斷定是死於自然或意外。當中雖無科學依據，但福伯在七三年間確曾以這門辨認死狀的本領，在一名墮樓死亡的男子身上發現疑點，在知會警方作深入調查後，揭發死者是被妻子推撞墮樓。福伯可說是一本活的香港歷史，更重要是他為今日法醫界奠下成功基石。
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