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香港私隱專員公署最終無法為被囚的內地新聞工作者師濤先生討回公道、即使香港私隱專員公署最終未能懲處洩漏師濤個人資料予北京當局的雅虎香港控股，但師先生的家人及律師到香港、到香港私隱專員公署申訴依然是饒有意義的事、依然是有實質意義的舉動，我們希望私隱專員公署能以無畏無懼的態度，按照本地法例及既定的規則盡力調查師先生的個案，並在調查後盡快公布調查結果。
師濤先生原來是湖南《當代商報》的編輯，○四年他在互聯網上發表有關六四悼念的報道及資料，被北京當局判囚十年。北京當局之所以能找到師先生的「罪證」、之所以能拘捕師先生是因為網絡供應商雅虎香港控股跟內地政府合作，向他們提供師先生的私人信箱及上網時間資料。我們認為，師先生在網上發表有關六四悼念的報道及資料只是行使公民的言論自由、只是在實踐新聞工作者及公民應當享有的新聞自由權利，北京當局根本沒有理由拘捕他，更沒有理由將他判囚十年；因此，師先生有權及有需要利用各種渠道、利用各種可行的途徑作出申訴，讓海內外人士、讓國際社會繼續關注他，這一回他透過委託人及律師來港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個人資料外洩，正好再次喚起港人及國際社會關注他的案件、正好喚醒海外人士關注北京當局嚴厲審查及控制資訊包括互聯網的事實、正好促使國際社會繼續關注北京壓制新聞自由的情況。
此外，師先生的投訴行動也可以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施壓，促使他們重新考慮本身的政策。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各大互聯網供應商為了打進中國市場、為了能在中國市場大展拳腳，先後同意接受中國政府定出的一些不合理條件，包括刪除六四、民主之類的敏感性字眼、包括刪除網上一些中國政府不滿的言論、包括向中國政府提供客戶及網絡使用者的個人資料，讓中國政府很容易追尋及拘捕異見人士，師濤先生正正是這種「討好中國政府」政策的受害者。若果這樣的政策不改、若果各大互聯網供應商繼續為了討好中國政府而自我審查及助紂為虐，出賣網民的資料，那互聯網不僅不能成為內地人民互通消息、自由表達意見的園地，反而會成為一個陷阱、一個「誘捕器」，隨時令網民身陷牢獄。現在師先生向香港私隱專員公署提出投訴，至少讓網絡服務供應商知道洩露網民的資料不是沒有後果的、不是沒有代價的，而是可能招來調查、招來麻煩、招來懲罰的；往下來當內地政府再要求他們提供資料時，網絡服務供應商便要仔細考慮網友私隱的問題、便不致於輕易向內地執法部門提供有關網友的個人資料及上網紀錄，這對加強網友的保障是有一定作用的。
而對香港來說，師濤先生的做法也讓人清楚看到香港跟內地城市的分別、也讓人清楚看到香港能保持本身獨特的制度。應該看到，師先生在中國內地根本申訴無門、根本投訴無門，更不要說追究洩露他個人資料的網絡服務供應商了。只有在香港，師先生的代表律師不但可以公開訴說師先生的冤屈，更可以援用香港的法例、香港的法定機構為師先生討公道、爭權益。這不是比甚麼政府宣傳、甚麼推廣活動更能清楚說明香港的獨特地位及優勢、更能清楚說明香港不是普通的一個中國城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