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童年經歷過抗戰歲月，筆者曾經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又因為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加上中共建國初期表現出來的朝氣蓬勃，因此「愛國」就與「擁共」畫上等號了。直到文革理想破滅，認清了一切共產黨的宣傳無非是出自權力鬥爭的需要，而欺騙、壓迫、奴役人民更是中共不變的權力法則。這時筆者就把「擁共」與「愛國」分離。又看到中共由於信仰破產，能夠維護民眾對政權的凝聚力的只有靠民族主義的宣傳與鼓動，筆者也就放棄了民族主義，並從自由主義者那裏深入認識民族主義之禍害。愛因斯坦說，「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十八世紀英國作家約翰遜說，「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哲學家羅素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每當中共藉體育奪冠、美國炸中國大使館等事件煽動愛國主義狂飆，筆者幾乎一定為文大唱反調。
然而，有一點是筆者無法解釋的困惑，就是，如果筆者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那麼對中國的事應該無關痛癢才是。然而，為甚麼筆者總是放不下對中國的關懷呢？為甚麼議論總離不開香港、中國呢？對於科索沃、車臣、盧旺達等地發生的慘絕人寰的事，除了缺乏地理認知和了解不足之外，是否還由於不是自己民族而缺乏像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的切膚之痛呢？
大陸年輕學者王怡告訴我們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的故事，並帶出了這樣的觀念：一個為祖國而羞恥的人，就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者。這觀念是如此清新，如此令人信服，它解除了筆者數十年的困惑。
顧炎武說，「恥之於人大矣」。對人來說，羞恥是最大的動力。奪得政權之前的毛澤東稱之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魯迅，畢生寫作的動力就來自對中國民族、中國社會陰暗劣敗的毫不留情的揭露、鞭撻。他懷抱着的就是對中國民族的羞恥心。
我羞故我在，王怡認為「這就是在極權主義國家成為一個健康的民族主義者的邏輯」。一切為中國的體育成績、為神舟上太空而興奮鼓舞的人，都是虛驕的民族主義者。一切對中國的褻瀆人權、扼殺自由、官員的貪污腐敗、外交人員的裝腔作勢、弄虛作假而感到羞憤莫名的人，就是健康的民族主義者。王怡在文章的最後說：「我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那天，我想我有資格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所有因言獲罪的同胞，我也有資格要求這個政府和我一樣去愛這個國家。否則，我唯一的良知，就是讓我成為這個政府的敵人。」
壯哉斯言！三十三歲，多麼了不起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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