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鐵事件，本來是一場辦公室政治，卻升級為社會大風暴。華文傳媒紛紛以中國宮廷歷史的情緒解讀，成王敗寇，初而頌揚黎文熹等為「六壯士」，繼而又貶二十名召開記者會的高層人員為「亂臣賊子」，其中並無理性的標準。曾蔭權以「天子」之尊，平定「兵變」，嚴懲「亂黨」，則輿論一片「痛快」之聲，看見此等報道，令人不知是身處清末北京的宣武門外大街，還是二十一世紀的所謂「亞洲國際都市」。
即使由中國的邏輯來看：中國人性格柔弱溫馴，對於強權暴政有超級的承受力，不到活不下去的程度，決不會「起兵造反」。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萬市民大遊行反董，是因為日子已經被董政權搞得過不下去。九鐵的「雙黎亂黨」，人人都有高薪厚職，如果不是憤怨難當，豈敢膽大包天？即使「誅亂黨」而梟首示眾，九鐵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中國人內訌，最終由一個超級英殖舊電池、洋人詹伯樂來收拾殘局，特區「愛國」民族主義分子，亦如臉上給搧了一巴掌，而這正是一台戲最滑稽的高潮。
九鐵風波，本來是自命「西方管理文化作風」的田北辰的強悍人格與九鐵行政官僚集團的衝突。在政治管理學當中，個人性格（Personality）對大局的影響是關鍵的一環。在美國外交史上，甘迺迪世家公子的驕橫性格，憑直覺和衝動而愛豪賭，在任內釀出了豬玀灣入侵和古巴飛彈危機，政府官僚側目，國會譁然。甘迺迪被刺之後，繼任人約翰遜缺乏安全感，把一場越戰「個人化」，視越戰為他自己的戰爭，美軍為自己的兒女，越共頭目胡志明為他個人的仇敵，最後充滿憂傷，黯然下台。這些獨特的領袖性格，導致美國外交決策像過山車一樣起伏跌宕，刺激萬分，以尼克遜和基辛格為高潮，美國人受夠了，一個平庸的卡特過渡，自列根以後，美國重新走上精英治國的正軌。
田北辰當然不是美國總統那一級的強人領袖，但出身紗廠製衣，其「領導才能」必然是「微觀管理風格」。製衣是一項實業，從接定單到運貨，其中環節繁複，一件襯衣的鈕扣旁的一排線口，到底逢幾針，買家往往都有清晰的規定，老闆往往要親自主持品質檢控。五十年代崛起的香港紡織製衣商，正是微觀管理的實業家，他們是舊上海時代最早懂得西方合約精神的中國商賈，謹小究微，洗脫「差不多先生」作風，田北辰當了九鐵主席，把九鐵誤點上報問責的時間從二十分鐘縮短到七分鐘，正是以製衣業的針眉線目來管理九鐵這樣一家重機械運輸工業的龐大公營機構，在九鐵行政官僚眼中，外行領導內行，田北辰卻又以七分公子驕氣、三分「鬼佬作風」強硬對抗，不講中國儒家文化的「和諧」之道，又豈會不砸鍋翻車？
九鐵的車廂的組件出現裂痕，不是誰的錯，問題出在車廂是從英國訂造，正如把英式議會民主移植中國小農社會必定出現的「橘越淮而枳」的水土紊亂錯配。憑常識即可判斷：倫敦佔地廣闊，兩個車站之間相距遙遠，列車從甲站甫一開動，全速行駛，動不動要經歷十多分鐘的旅程方慢煞車抵達乙站；香港新界「發展」了許多衞星城市：沙田、大圍、火炭等站之間，相距甚短，火車剛開，旋踵又要慢煞車進下一站，機器一弛一張，緊縮（compression）頻仍，機械金屬又豈會不消耗磨損？特區政府在向英國訂造車廂之際，早應向英方生產商列明九龍新界車站路線地理的特殊「國情」，要求英國工程師為新界衞星市鎮的密集鐵路線訂造特殊的車廂機械部件，並在合同中訂明，檢查維修，由英國方面長期包辦負責。
把本來用於英倫地理的列車硬件，用於鐵路短、車站多、人口稠密的新界，其技術謬誤，尤甚於把一個假洋鬼子大少爺空降九鐵當主席來領導一批殖民地行政官僚，亦正如以普通法立命的香港，其所謂基本法之最終解釋，最終受制於一個秦始皇集權精神的家長中國。這樣的錯配，大大小小，中國自清末洋務運動以來，見得多了，多添一宗九鐵的鬧劇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