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北辰辭去九鐵主席職，說「覺得不幸，因為我們（指他與管理層）沒機會溝通。」九鐵行政總裁黎文熹回應，他與田北辰共事四年，沒有溝通的問題。田北辰說管理層各人「是好人」，「是老實人」，但指各人的性格沒有他那樣西化。黎文熹回應，他與田沒有性格不同的問題。田北辰說想在九鐵推廣透明度，他們（指管理層）覺得會給員工帶來很大壓力。黎文熹表示他和同事都支持透明度、問責制和專業營運。
兩人儘管表面上都相互推崇，但實際上是各說各話，在暗自較勁。九鐵主席，與九鐵署理行政總裁，居然要分別召開記者會，這已顯示二人矛盾不僅深化而且表面化了。黎文熹擔任署理行政總裁，竟署理了兩年，不但沒有真除，也沒有找到一個新的行政總裁。早前九鐵在發生這麼多事故的情況下，管理局還要給管理層發大筆花紅，迫使管理層在輿論壓力下把花紅轉給所有員工。這一切一切，都說明最近的兵變，確實在主席與管理層之間，矛盾、積怨已久已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矛盾的表面化，所反映的可能不僅是九鐵的問題，而是董政權在○二年推行問責制後，香港內部管理所潛伏的種種危機，而只不過選擇了一個軟弱的環節爆發出來而已。其他環節的危機會不會爆發以及在甚麼時候爆發，仍未可知。
本來，機管局、醫管局、貿發局、地鐵等公營機構，都有良好的管理架構。各管理局相當於一間公司的董事局，主席相當於董事局主席，他們主要負責一個機構的大方向，而具體營運，就是行政總裁所領導的管理層。主席通常不會參加營運，他實在也不需要付出太多時間去干預具體營運的管理。
但自從○二年董政權在政府內採取問責制，並在公營機構推行不明不白的所謂「問責文化」之後，就從此多事矣。問責文化的「責」本應與「權」相呼應，也就是有多少權就有多少責，反過來有多少責也應有多少權。但董伯的問責制，卻是權責界定不清的怪胎，過去這問題已先後在財經庫務局、衞生福利局等政府機構發生。尚幸機管局、貿發局、醫管局等的主席，尚能從具體營運中抽離，也尚幸這些機構都沒有發生狀況。偏偏多少基於酬庸因素而被董伯從商界空降九鐵的田北辰，有權、用權但卻要署理行政總裁等管理層負責，又偏偏九鐵不斷出狀況，終釀成難以化解的矛盾。
田北辰強推改革嗎？筆者不知道他推行了甚麼改革。但明顯的是，自九鐵的主席兼總裁楊啟彥一人手中，一分為二之後，主席與總裁就權責不清，主席介入營運而管理層顯然不服。很難說不是在上下不一致的情況下事故才會頻頻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