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十月，我在北京拜訪古典戲曲小說專家吳曉鈴先生。吳先生拿出前幾天的一份報紙，上有俞平伯先生去世的消息，對我說，他曾是俞先生的學生，後來與俞先生共事四十多年，同在社科院文學所，卻沒有收到訃聞，無法去八寶山一哭。吳先生說，他大概不屬於「有關方面負責人」，所以沒有「資格」參加追悼會。他還感慨道，俞平伯先生這樣一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量級人物的去世，報上卻只有這麼短小的一則報道，而沒有其他紀念文章！由此說到兩年前，小說家沈從文去世，國內幾乎所有報紙都沒有片言隻字，直到幾天後，海外媒體有報道，才輾轉傳回國內。我那時已在報館工作多年，當然知道我們報紙刊發訃聞，是要講究「規格」的，官做得越大，訃聞的「規格」越高。按照這個「規格」，沈從文不過是個小說家，生死無關「國計民生」，自然不報道。幾年後，吳曉鈴先生也歸道山，照例「默默無聞」。
近年來，這個「規格」正在被打破。上月二十四日，張中行先生去世，北京、上海及各地的報紙都發了新聞，很多報紙還闢出專版刊發悼念紀念報道。張先生一介布衣，兩袖清風，大半輩子默默無聞當編輯，八十多歲以後才以《負暄瑣話》、《順生論》、《流年碎影》等幾部書享譽讀書界。按照以前的「規格」，他的去世，是沒有「資格」見報的。據說因為各報的報道，引起了「有關方面負責人」的重視，中央電視台播放了專題片，稱張先生為「國學大師」；幾天後的追悼會，官方的新聞社也發了消息，稱張先生為「哲學家」、「作家」。好像不如此稱呼就顯不出重要性，其實還是「規格」意識在作祟。
張先生的幾本書我都讀過，九十年代初我與張先生交往很密切，他在一封信中說，自己一生都反對言過其實。想不到去世後仍免不了戴上幾頂「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