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已經被香港提升到身份認同和價值的層面。毫無疑問，公屋曾經為不少香港人提供了一個機會。香港今時今日有不少出身公屋的成功人士，他們都將出身公屋作為個人成功的註腳。香港人對公屋有濃厚的感情，公屋的形象也在不少人的回憶中被美化了。事實上當年公屋的居住環境並非文人筆下那種浪漫情懷。若當年公屋居民負擔得起的話，有哪一個不想搬到私樓去呢？
經過大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雖然公屋環境已大大改善，但是公屋不但失去了當年住屋「安全網」的功用，最諷刺是在制度及資源錯配之下，公屋不但是低收入人士的脫貧障礙和社會問題的根源。
戰後的香港，苛刻的租務管制政策，加上尚在萌芽階段的經濟環境，不少初到香港的移民在尋找合適住屋時遇到極大困難，也衍生山邊木屋的大量出現。事實上有不少經濟學者早已指出，若當時政府能夠放寬租務管制，市場其實是有能力解決社會面對的住屋問題，也可以讓公共資源投放在其他更有需要的社會環節。
雖然租務管制一直要到近年才正式被廢除，不過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公屋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當時的香港人生活水平已大大提升，而且大型私人住宅項目也開始成氣候，政府本應退出興建公屋的干預，改以租金津貼作為房屋福利的主軸。
可是公屋牽涉的問題太過廣泛、影響到的既得利益者太多，結果政府反道而行，不但沒有減少對住宅供應的干預，反而推出居者有其屋，也讓房委會這尾大不掉的包袱苟延殘喘下來。公屋最基本的使命是為有需要的香港市民提供基本的房屋需要。八十年代之後房屋福利變成了「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政府有責任為公屋居民提供文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海景單位」等本末倒置的民粹訴求。
當然沒有人會希望見到香港到處都是露宿者，亦沒有人會希望見到滿山都是木屋。事實上香港已經沒有人因為負擔不起租金而流離失所，若從這個方向去評論公屋政策，可以說已經完全履行了應有的責任，這一點上，實在要還公屋政策一個公道評價。
現在政府要重新考慮公屋的社會功用，而不是毫無目的地向民粹聲音低頭。政客和壓力團體可以不負責任地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可是現實是無論政府和市民都面對着資源分配的問題，當資源投放提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同時也代表了醫療、教育和治安等環節可用資源的減少。問題是當市場可以更有效的機制去提供康樂、購物、泊車、酒樓等設施，政府以公帑與社會競爭不但多餘，更是浪費！
同樣道理，在公屋單位的分配上，也要理性地考慮改革的路向。長遠而言，以租金券的津貼來提供房屋福利，是最可取亦最有彈性的做法，也可以讓申領房屋津貼的市民因應就業及生活需要選擇居所。
政府最新的彈性租金機制無疑是一個中短期的折衷方案，絕對值得從速落實，讓負擔能力較高的公屋居民有更多的選擇空間，負擔能力較低的市民則可以因此受惠更快上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