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錢其濂六十年代由英國文學老師成功考入政府當政務官，她說當年政務職系內有三朵小花，其中包括陳方安生和霍羅兆貞。
撰文：冼麗婷
攝影：成啓聰
在政府當女政務官二十多年，從無跟官場「手袋黨」打麻雀，我沒有耐性砌四方城，但對寫作的興趣就由二十多歲至今不減。
我的新書《虹城》提到賽鴿，意念來自小時赤柱生活，村中老婆婆講：日本仔攻入香港時英國佬撤退，所有鴿子突然全都消失，是戰亂饑荒給人吃光了？還是瘟疫死光了？沒有答案。九七年英國人離開香港，鴿子有沒有消失我無考究，但那年禽流感殺了一百萬雞倒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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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舅父齊學啓是蔣介石的將領，帶兵至緬甸時被日軍俘虜，汪精衞三次勸降，舅舅寧死不屈，現在湖南中國烈士冊上留名。自小母親對我教誨：「做人要有骨氣」。
小學時從上海來香港定居，本地人笑我是「撈鬆」；六十年代尾以三十一歲「高齡」考入政府當政務官（AO），那時剛生了孩子、人又不特別漂亮，但我相信，英國政務系統講制度，考上AO靠實力。
為殖民政府工作，會受英國人的氣、也會受中國人的氣，但我是一個性格率直的人。記得七十年代中石油危機、財政緊縮，人人勒緊肚皮過日子，我在財務科當助理財務司小職，大學及理工撥款委員會一個英國要員申請數十萬款項在香港搞會議，我問他開會的理由？為何住文華而不住富麗華？結果，對方氣沖沖打電話給財爺上司夏鼎基問「WhoisElizabethWong?」這件事，我最終獲得上司支持和致信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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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場打滾，有寃屈、要報仇的機會很多很多，但不會成為寫書爆料的泉源。一支筆，可以殺人如毒藥，我不會以文章傷人；離場十載，恩怨早已化為心裏的寬恕。眼見官場百態，倒也讓我對人性了解有點啓示：好人不是絕對的好，壞人不是絕對的壞；無數由好變壞、由壞變好的例子說明一切在變，固若城堡的殖民時代最終還不是要謝幕？
研究殖民文化的人，總愛把我們政務官歸類為英國人一手訓練出來的異秀秘書信差，我認為，英國人是給我們的是機會而不是栽培。我三十多年政務工作都是為了香港人，成就都是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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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在仍沒有太多民主，權在政府，立法會只是一張嘴。八年董建華時期、香港最艱難的沙士歲月，我遠在澳洲，但總覺得香港還是個好地方，這裏的人不笨，而透明和公開的政府是絕對重要。
人在掌聲中下台最聰明，但不要誤會我勸說曾蔭權退下來，他聰明有衝勁又懂得用人，我高興他坐上第一把交椅，但要穩坐並不容易，不是賭王何鴻燊說他能夠連任特首就能夠連任，要看他的真本事和香港人的意願。我給曾蔭權的忠告是：「以香港人利益為先，盡力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