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前夕，風雲突變，親中陣營向曾蔭權發難，以炮打劉細良開始，演變為包圍前港督府的「維權」行動，局勢一度失控，在中國政府干預之下，有關人等在最後一刻紛紛歸位表態，否認有「倒曾運動」。
政改方案否決之後，香港政局進入全新的階段。泛民主派氣勢不再，反而親中陣營卻發揮了堅韌的鬥爭意志和組織能力，迫令曾蔭權建立「曾左共治」。親中陣營只是心中有氣，五十年來委曲受屈，盼星星，盼月亮，只盼解放香港當家作主人，沒想到「中央」已經脫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階級鬥爭時代，進入了「幹實事、能共事」的理性務實時期。親中陣營一心以為「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哪知道這位「母親」已經進入更年期，性情生變，視野有異，奶水和胸襟都不比從前，反曾的喧嘩，尚未深化為全方位的倒曾大行動，曾方的心戰室即與有關方面聯手，及早把一場譁變暫時撲滅。
由於「西九」下馬，曾蔭權與地產主義利益集團，也新結下了樑子。地產財團齊表不滿，指曾蔭權妨礙「經濟發展」。曾蔭權政府勢孤格禁，舉目無親，雖有民望高升，在中環的權力地帶，尚未連任，卻大有成為「跛腳鴨」之虞。
然而，曾蔭權畢竟不是董建華。其危厄所處，正是生機所繫，因為曾蔭權正在吃力摸索，辛苦經營一支「第三勢力」——既不偏向泛民主派，也不從屬親中「愛國」派，以「港英餘孽」的知識文官，結合財經界的戰略精英，企圖在左右的夾縫中，殺出一條血路。
此一第三勢力，觀其班底人事脈絡，根本不必組黨，早已成形：在殖民地的政務官中，起用少數冷靜緘默、務實沉潛的知識型人物，佐以草根出身的理想主義新血，與財經界的精英合流，其中兼有羽扇綸巾的智囊幹將，突圍勤王的刺客死士，他們篤信自由市場經濟，貶折福利社會主義，內心認同民主人權，而又深知香港經濟深層積弊，少說話，多做事，由於不是在野的政黨，他們沒有政治口號，右無「六四」創傷，左無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的「傳統愛國」義和團冤屈情緒，此一「第三勢力」，是中國式「港人治港」最後的時機，錯失此一時機，除非大陸局勢突變，香港實現普選，否則下一步必將是大陸委派自己的下一代領袖來接管香港。
「第三勢力」會不會得到中國的認同？以目前的形勢，必然會。理由是北京的胡溫政府，其實也逐漸以「第三勢力」的面貌出現：相對於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極右路線，胡溫提出「科學發展觀」，力倡生態環保，保障農民土地權益，這是從「右」的「黑社會國家資本主義」全力挽糾，撥向中流；然而同時又不可以回復到社會主義大鍋飯的舊制。十七大前夕，中國高層權力分配問題相當熾熱，不但自由派的《冰點》停刊，連三個毛派的極左網站也查封。因為胡溫聲稱關懷弱勢族群的對內和諧，被右派指為阻撓改革發展；「對台和解，對外和平」，則又被馬列毛原教旨主義的左派指為對美國和西方經濟霸權的「投降主義」，胡錦濤和曾蔭權身陷的困境相似，中國的改革卡在資源利益諸侯割據、弱勢貧民生存無從的瓶頸，香港的政局，也面臨地產主義騎劫經濟、泛民主派和親中陣營左右奪權的腹背交煎之局。胡錦濤無意推行政治改革，只有包餃子、訪礦工，求諸農民和底層人口的民意支持；曾蔭權同樣無法回應港人的普選訴求，也只有憑CEPA自由行的經濟輸血期諸暫可「搵兩餐」而知足的民意支持，南曾許、北胡溫，一脈呼應，而當相惜相憐。
中國現代政治，非黑即白，非國即共，不左即右，非陰即陽，絕少有第三勢力容身之處。即使在國府台灣，知識分子胡適和雷震六十年代想組成國共以外的民主黨，也受到蔣家國民黨的鎮壓迫害。然而，隨着社會物質的現代化，衝突必然多元而複雜。當權者認為，無論「左」的社會主義，還是「右」的自由市場和西方民主，都不足以解除他們的苦惱，他們必然要摸索「第三條路」，此所以今天的大陸，突發事變高潮迭出，意識形態訊息混亂，因為第三勢力在左右的夾縫中突圍求存。
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代表地主貴族利益的保守黨發展成掠奪式的帝國殖民主義者，激發國內手工業工人、國外殖民地民族主義的抗爭，英國也出現了一個自由黨，在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同時，也力倡對國內弱勢族群和殖民地異族痛苦的關懷，在工黨出現之後，英國自由黨一直成為舉足輕重的第三勢力，直至六十年代，都是社會穩定、非殖民地化順利的一塊鎮波定海的磁石。然而英國的第三勢力，在技術產業革命、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大環境裏應運而生，中國和香港，都面臨物質消費超前膨脹，民主代議落後停滯的錯配之局，中產階級的湧現，世界潮流的衝擊，知識資訊的普及，民智的覺醒和開化，這樣的「第三勢力」，不論如何掙扎求存，縱或可力挽狂瀾於一時，又豈是長治久安的遠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