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南亞海嘯之際，在泰國旅遊的一對年輕夫婦，妻子被揭發騙取綜援，昨日屯門法院宣判詐騙罪名成立。這宗案件再一次反映濫用綜援，的確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有長者坐擁逾三百萬元存款，居然可以領取綜援多年；從事「一樓一鳳」賣淫的女子，也申領綜援，社會福利署要派人上門突擊檢查蒐證，這些層出不窮的欺騙行為，顯然並非單一事件。今次遭法院判罪濫用綜援的女子，在十個月內，外遊了九次，種種情形，在在反映了綜援制度破綻百出，像破產欠薪基金那樣，隱隱然成為另一個攫取免費午餐的「提款機」。
據資料顯示，截至今年一月底的財政年度，經調查確證詐騙綜援的個案共有六百四十六宗。這些存心欺騙的人，應已衡量過犯罪的得失後果。若然被揭發和定罪的機會率低，就必然刺激起鋌而走險的念頭。可以說，申領綜援的審批漏洞，成為強烈的引誘，刺激起不勞而獲的人性貪念。
從政府綜援開支來看，過去十四年，綜援支出從一九九二/九三年度的十四億港元，激增至二○○四/○五年的一百七十六億元，十四年間，綜援金額暴增逾十倍；而且綜援金額的所得，比辛勞工作的收入還要豐厚，在這種情況下，勢必激發大量的「尋租行為」（Rent-seeking），拚命打那些資金的主意。申領綜援已變成一個考驗詐騙手段是否高明、遭揭發機會率有多高的博弈。社會福利署的官僚為了杜絕欺騙者，不惜以種種苛刻、甚至令人難堪的審查方法，來進行資源分配，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結果，最老實的窮人，或者那些最需要援助的家庭，反而被排斥於援助之外，只能低首歎息。
西方國家為了避免領取救濟金「養懶人」，削弱就業的吸引力，除了規定領取救濟金的人，有義務接受他能力勝任的工作外，還具體制訂救濟金與工資差距的條例。以德國來說，《聯邦社會救濟法》就規定，一個五口之家所領取的救濟金，加上住房和取暖的平均費用，不得超過最低工資的淨收入。換言之，若果所領取的救濟金，比辛辛苦苦工作的收入還豐厚，必然打擊工作意欲，受援助的人對政府依賴更大，能夠自食其力的機會更加渺茫。
動用社會資源去協助社會貧困和不幸的人，完全值得支持；政府透過福利轉移，讓貧苦的人得到救濟，也是應有之義。但正如海耶克（F.A.Hayek）所說，「我們有求必應的濫情，只是讓我們自己成為特殊利益集團的工具」。一旦綜援變成政客為爭取選票、討好選民的工具，金額像滾雪球般不斷膨脹，而申領綜援變成考驗瞞騙手段是否高明時，綜援制度的濫用已亮起了紅燈。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上台後，一度大力提倡「以工代賑」（Workfare），協助領取救濟的人自食其力，減少國家的福利負擔，矯正福利體系「好心做壞事」的偏差。但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教授蘭達特（PeterH.Lindert）一針見血指出（見〈WhytheWelfareStateLooksLikeaFreeLunch〉一文），社會福利已成為政客爭取選票的工具，易放難收；最終成為社會的持續負擔，卻對真正的窮人支援不足。
如今香港的綜援制度濫用紕漏不斷惡化，騙領綜援手法層出不窮，若政府不全面檢討綜援制度的申領權利、審批方法和社會保障的真正功能，這個制度只會進一步腐化，淪為狡猾者的「提款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