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徵稅和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力，這兩種壟斷權力最容易受到濫用。所以，當代法哲學家諾齊克（RobertNozick）便提出「最弱意義的國家」，主張「最大限度地削減國家的權力」，只有這樣做，才能壓抑國家對個人權利的肆意侵犯。
政府使用徵稅的壟斷權力，調節社會財富的分配，也不能取之不義。諾齊克認為，若個人在「正職」之外，還自食其力，自願減少休閒時間，用勞力再增加收入，政府對這些收入再徵稅，實際是一種「非正義的再分配」。因為對努力工作的人加重徵稅，便等於懲罰努力工作的人，故此不符合社會公義，說得實在很有道理。
唐英年在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中，以降低邊際稅率、延長供樓利息扣稅年期三年等小恩小惠，派一粒糖予中產階級，卻念念不忘擴大稅基，為開徵銷售稅鋪路，不惜犧牲香港的長遠昌盛繁榮、破壞簡單低稅制的競爭優勢，只換來官僚操弄權柄的一時快感，合理嗎？
認為開徵銷售稅有助政府擴闊稅基，穩定政府收入來源，這個開徵理由實難以令人接受。政府得到更多稅收，刮取民脂民膏，只有兩個後果──第一、引來更多利益集團進行「尋租」活動，拼命向政府「搵着數」，攫取納稅人的血汗錢；第二、政府不斷自我膨脹，到處揮舞權力之劍，以致個人的權利無可避免受到國家肆意侵犯。
銷售稅斷送香港繁榮
銷售稅是一種間接稅，屬於「累退」稅種。愈貧窮的人，消費佔收入的比例愈高，所繳交銷售稅的比例也愈大，是使到窮人百上加斤、苦上加苦的徵稅。這種所謂「一視同仁」的徵稅，只有機械式的公平，卻違反社會公義。
開徵銷稅售也勢必刺激必需品價格上揚。開徵3%的銷售稅，可能令這種貨品的價格增幅超過3%。這種「過度轉移」（Tax-Over-shifting），在很多開徵銷售稅的國家都成為一個普遍現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HarveyS.Rosen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TimothyJ.Besley，兩位教授在美國多個城市進行調查研究，發覺價格彈性較低的貨品，「過度轉移」特別嚴重；而價格彈性低的貨品，往往就是個人日常的必需品（見SalesTaxesandPrices:AnEmpiricalAnalysis,1998），窮人想省儉省用也不可能，惟有咬着牙關支付銷售稅。
這項弊大於利的稅收政策，若政府一意孤行落實，只會斷送香港的繁榮，作法自斃！
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