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許多需要教師的正確導讀，像《岳陽樓記》，什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教師根據教材，都說：這是中國文人憂國憂民的偉大風骨。
特區政府的「教育改革」，標榜什麼「獨立思考」。讀到這一課，准不准學生「獨立思考」呢？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結論，是基於作者前面的經驗：「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居廟堂之高，也就是已經擁有權力了，如果可以大刀闊斧、組織自己的班底，就可以一展抱負了，還「憂」個屁？
因為即使「居廟堂之高」，中國文人當了清官賢相，還是做不成大事，為什麼？《岳陽樓記》上面交代了：「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描寫樓頭一段風雲突變的景色，特別傳神。因為「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朝廷許多讒言和譏謗，來自一起做官的同僚。本來，自己有一點權力，不必害怕讒譏，然而有絕對權力的人，不是自己，是皇帝老闆，他沒有辨別奸賢的能力，一些讒言他聽信了，一些譏謗，他當初不放在心上，後來三人成虎的，也越描越有點眉目了，於是輕則把「居廟堂之高」的好人放逐，重則把他九族都殺了，於是諸葛亮勸他的主子：「親賢臣，遠小人」。早一千年，已經埋下這條伏線了。
《岳陽樓記》寫在北宋。北宋還是一個比較講道理的時代：皇帝不高興，把文人降級放逐算了，像蘇東坡、王安石、范仲淹，因此唐宋兩代，山水文章的極品，由韓愈和柳宗元開始都特別多，因為皇帝比較仁慈，到了明清兩朝，腰斬的腰斬，凌遲的凌遲，中國文學也沒有什麼看頭。
好了，范仲淹放逐到岳陽，卻「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明明已經離職，不好好遊山玩水，還惦念着京城的那個皇帝。你跟皇帝有同性戀關係呀？江湖和廟堂之間，隔着一座「斷背山」呀？如果沒有，那麼既人在江湖，那個「君」有什麼好憂的？
問題就在這裏：中國文人認為，君代表了天下，君就是「國家」，二千年來，中國沒有知識分子，因為把一個王八蛋皇帝，視同為他的奶娘「祖國」，這種糊塗的認知，還被吹捧為「中國文人的憂患意識」，中國文人在一個「憂」字的死巷中迷失了自己。教書教到這裏，一個有志於教育改革的良師，要扔下書本，鏗鏘地說：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