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細良事件」激起的風波，恐為其本人始料不及。泛民主派責其攀權附貴，所謂「傳統愛國派」則罵其「反共」而不「愛國」，香港讀書人難為公共知識分子，這不僅是劉細良一人之詆辱，而是中國難以實現現代化民主政治的盲點。
中國文人二千年來，糾纏於一股深重難解的「岳陽樓情結」：「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岳陽樓記〉是中國文學的千古第一名篇，詞藻華美，情感動人，越千年而光采不滅，然而其主題意識，卻毒害了世代中國文人。劉細良雖然精讀《君王論》、《白宮群英》，嚮往美國政界的SpinDoctor，是香港知識分子，對歐美的民主自由推崇而嚮往，對中國卻也熱血未冷，尚有憧憬，可惜是中國是中國，美國是美國，中國的「智囊」，與美國的SpinDoctor是兩回事。上任即招來親中「愛國」派的攻擊，劉君此刻重讀〈岳陽樓記〉這一段，不知有何感想：「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霧暝暝，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親中「愛國」人士再也忍不住了，索性自供已向北京「中央」盡打小報告。劉細良剛上任，就嚐到了「憂讒畏譏，滿目蕭然」的中國政治文化的滋味，「卿本佳人」，跳進去的，豈止是柏楊定性的一個「醬缸」，簡直是一座蛆鼠橫浮的糞廁，一身清譽，惹來一夕騷臭，其在電台自辯：「如果看過我的論文，就知道我是愛國的」，令人想起一九七五年，癌症末期的周恩來，面對毛江發動的「批水滸」運動，含沙射影指罵周恩來是「修正主義頭子」，在推進手術室的一刻，周恩來在病床上，心膽俱裂，猶淒厲高呼：「我沒有反對毛主席！我不是投降派！」夜長寒侵被，夢破鼠窺燈，周恩來在中國宮廷的幽森長廊中臨死的一聲血喊，迴響千年，正上承岳陽樓頭的濁浪煙波，中國的知識分子，若還殘存一點「報國」的天真之心，寧不在誦讀千古名篇之外，尚須俯聆周恩來這驚心動魄的人鬼之間的這一聲厲呼？
「看了這許多球賽，也該下場踢踢波」，誤導之尤，莫此為甚。中國許多現代知識分子，從清末的梁啟超、民國的胡適、中共時期的馬寅初和鮑彤，以至今天香港的劉細良，都有一身卓越的球技，也富有一套成熟的運動理論，然而中國這座「球場」，並不是國際標準的世界盃奧林匹克足球場，而是一座血肉橫流的權慾道場。一位優秀的足球員，要在規格標準的綠茵場上，方可一展抱負，在另一個不講Fairplay、泥濘滿途、其他的人動粗施暗器的地方，這不是足球場，是一座變相的屠場。
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序言更堪細讀：文章為巴陵太守滕子京而作，滕子京是一位清官，本在朝廷，得罪權貴，貶謫岳陽，一年不到，即「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治水患，築堰堤，承前制，建學宮，岳陽樓建成之後，滕子京沒有放煙花，沒有請甚麼「領導人」來剪綵，沒有大排筵席，而是一人登樓，憑欄痛哭。范仲淹目睹了這一幕，深受感動。岳陽是個小地方，沒有甚麼奸臣當道干政，范沖淹得滕子京知遇，在這片邊緣的清淨地，才有一個喘息修養的人文環境。
然而香港不是岳陽樓，而是兵家必爭的權爭角力所。劉細良甫一上場，親中「愛國」政敵馬上想將他鎖進「反共」和「愛國」的虛無論爭，正如毛澤東和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質疑這個、質疑那個：電影《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行乞辦學的義丐武訓，是勞動人民的朋友還是地主反動階級的爪牙？清官海瑞是「進步」還是「反動」？宋江是「革命派」還是「投降派」？毛江先在「學術領域」製造論爭，然後把矛頭指向政治現實，最後的結論：劉少奇和周恩來是賣國主義者和投降派。今天的特區親中「愛國」人士，少了毛澤東時代的那一分「學術修養」，毛式的標籤定性、清算鬥爭的政治幻術，則仍深得基因遺傳，這樣的「運動場」，不是足球運動場，而是政治運動場，一座「運動場」，隨時可以改裝為萬人喧鬥的「宣判大會」，光站在場邊看熱鬧，已經有點風險，尚要「落場踢波」，需要很大的勇氣。
劉細良的勇氣，令人欽佩，因為他對中國政治文化磁場裏的特區權力遊戲，尚有一點點「建立專業遊戲規則」的期望。但是中國配有SpinDoctor嗎？中國五十年來地位最崇高的「知識分子」，名叫郭沫若，至今，郭沫若的骨灰尚供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郭沫若的官方「評價」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一九二六年，當年輕的郭沫若還是血液澎湃、激情洋溢的時候，中國發生了中山艦事件，孫中山被野心家陳烱明劫持，郭沫若憤而抨擊：「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場，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場是中國的官場，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國的官吏。」郭沫若是傑出的中國謊言大師，但青年郭沫若的這幾句名言，卻是至今道理不破的良心真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中國的統治者哄騙文人的一句神話，拋下這個破舊的中國包袱，也就遠離蛆鼠讒譏的糞醬中國政治，人生苦短，天下樂大，廟堂樑摧，江湖夢遠，細良細良，其可得乎？其無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