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市塞車，跟的士司機閒聊起來，原來他已七十歲了，但精神仍十分好，告訴我兒女失業，無法供養他，幸好他還可以自食其力，雖然所賺無幾，但也可應付租金水電，不致成為兒女額外負擔。他說來心平氣和，我卻是感慨萬千。「老之將至」已成為香港「跨階層」問題。
先前報載前市政局議員林澤飄被劫去綜援金，引起公眾關注從政者晚境的拮据。更早前，一家雜誌訪問吾友導演許鞍華，她坦言藝術生活無保障，老來可能要靠領綜援過活，這絕非開玩笑，實在聽者心寒。「老」的問題悄然而至，發覺時往往已經太遲。
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經濟發展蓬勃，但物價也同步上漲，人們只是倚賴不住增長的收入去應付不住上漲的開支，積蓄不是沒有，而是當收入停止增長，甚至完全停止的時候，積蓄已遠不能應付都市生活的起碼經常開支，因為租金、水電、交通費用合起來已是一個可觀數目，必須靠經常性的收入填補。「業主」情況並不見得安穩，因為維修、管理等也是一筆經常開支數目，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現意外問題，例如重病、官非，就要從有限的資產中花去一大筆。這類的擔憂，令愈來愈多步入老年的香港人感到擔憂。落後地區，生活指數低，先進社會，退休保障健全；但香港卻處於夾縫，生活指數高而退休保障低。絕大部份父母為教育子女已付出一切，所餘無幾，結果既不能倚賴「養兒防老」的舊觀念，亦缺乏新時代的充裕退休投資安排。除了政府公務員和少數大機構的僱員之外，基層和中產都同樣要為無計迴避的老之將至而徬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