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年伊始，一陣雞飛狗跳，曾蔭權任命兩名自由知識分子為智囊級官員，無端惹起親中「愛國」派的一連串叫陣攻擊。
雖然曾蔭權聲稱「今後專注經濟和民生」，但包括親中派在內的政黨，樹欲靜而風不息，在政治方面，卻絕不會「當做甚麼事也沒有發生」。
劉細良和何安達的任命激起親中派的仇恨，導火線正是曾蔭權無故在電台節目以天主教徒的懺悔語言，評論政改問題，自認「沮喪」和「天真」。明明說要「專注經濟民生」，政改早成往迹，曾蔭權卻又舊事重提，不是自己心中還有一根刺，就是如親中派猜測，曾蔭權受到中國高層領袖訓責，要他向「黨和人民檢討交代」。
所謂「黨和人民」當然不是指民主黨和六百萬港人，而是「親中政黨」和「傳統左民」。親中派政治嗅覺長期訓練有素，嗅出了一股異味，政治鬥爭為其專業，當年毛澤東想鬥爭國家主席劉少奇，也先攻外圍，由「三家村」三名歷史學家和文化評論人開始：先把鄧拓、吳囗、廖沫沙三個祭旗。
親中派詳細收集了中央政策顧問劉細良以前一些批評董建華政府和親中派的言論，把劉細良定性為「反共」，有如近四十年前，由姚文元控制的《光明日報》，搜集了「鄧拓的《燕山夜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錄」，搜集了「從一九六一年以來，鄧拓在《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當年毛澤東先批判「三家村」，為了下一步打擊《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的後台官僚集團北京市委及其核心人物彭真，彭真是劉少奇的心腹，有如剝筍，從外皮開始，一場腥風血雨的鬥爭，即將到來。
這套中國宮廷政治鬥爭的標準程序，只要對中國有點基礎知識，即知絕無新意，耳熟能詳，但曾蔭權和政務官，在殖民地的溫室中培養，缺少的正是這一點點「國情教育」，兩人任命的消息發放，程序混亂，令政敵有可乘之機，下攻曾蔭權的「智囊」劉細良和何安達，上則放出據說是曾蔭權靠山、港澳辦主任廖暉即將退休的「內幕消息」，摻砂子、挖牆角，二○○七年特首選舉在即，「捨得一身剮，敢把當奴拉下馬」的一場風暴，正在隱隱凝聚動力。
曾蔭權在電台無故自責的一番「天真論」，由壞的角度看，是自己先激發親中派的情緒躁動，引起新的政治爭論，有如迪士尼管理不慎，引發一群騷民衝擊「強政勵治」的大尖鐵閘。遊客自己進不了場，把一個兒童越閘塞過去要當「政治助理」。曾蔭權比迪士尼高明，收容了越閘推送的這個「政黨新血」，但外面的親中父母，卻一口咬定曾蔭權只會把小孩擱在一邊吃爆穀，不會讓他玩咖啡杯、冒險樂園和太空山。迪士尼的行政管理出錯，低估了中國遊客的狂躁，自己先要負責。
從樂觀的一面來看，曾蔭權如果是「政治家」，卻正好「引蛇出洞」，不必再夢想倚靠親中政黨可以「締造和諧」。左邊有親中派、特別是「行政會議」內部的逆反譁變，右邊還有待時機「見步行步」的陳方安生，隨時挾泛民主派參「選」挑戰，曾蔭權雖然在門口張貼了一雙「心戰鬥神」，但曠野上的山魈木魅，厲聲森冷，荒山中的梟唳狼嗥，映月幽寒，初欲左右逢源，豈知兩面受敵，這個狗年，肯定是「孤獨的推銷員」的天路歷程上凶險萬分的「超級太歲年」。
親中陣營公然叫陣倒劉細良、反何安達，曾蔭權靠兩張年畫的門神不夠，須有舉頭三尺的靈霄帝神庇佑。還有甚麼靈符呢？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並一盡良好市民的責任，依稀找到了一張：中國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二月五日在湖南農村考察，在當地官幹的陪同下，「到處張燈結綵、火樹銀花，簇擁在村口的農民，吹起了嗩吶、舞起了金龍」，曾慶紅在一片歡樂氣氛中，針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問題發表了「重要指示」，強調：「要注意、發現、培養具有帶頭致富能力和帶領群眾致富能力的『雙帶型』官員，更要注意培養選拔政治素質強、發展能力強的『雙強型』幹部。特別是要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人民群眾信得過的人，把那些想幹事、會幹事、幹成事而又能共事、不出事的人，選進基層黨組織班子來」。
「想幹事、會幹事、幹成事」而又「能共事、不出事」的人，經過董建華七年的實踐證明，決不是在董建華這棵人肉許願樹上寶牒纍懸的親中前度保皇黨，應該是能「與我合拍」的「少壯煲呔黨」。
至於劉細良、何安達、黃仁龍「之流」，政治上是否靠得住？曾蔭權說靠得住，堅決支持曾蔭權的「胡錦濤和曾慶紅」，也一定認為靠得住，況且大陸官場有一條潛規則：「說你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行也不行」，何以親中人士對「祖國」的認識如此貧乏？更況且經過董七年，實踐也證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董吃董，董倒踢董」的許多許多人，無論如何，一定靠不住。
政治爭論，市民厭惡，公眾想看見新的面孔，希望曾特府打破框條開創新的思維。親中人士給劉細良等人翻三家村式的「反共」舊帳，自己在所謂「反英抗暴」的文革年代的反資本主義言行、在四人幫時代圍聚批判「走資派鄧小平」的往事，香港許多人也歷歷在目，「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彭定康當了歐盟外事專員，也可以成為江澤民的座上賓，親中陣營許多人士早年一連串的押寶錯誤，導致許多人的火紅青春，浪費成白頭一夢，惆悵失落，令人深寄同情，但這是誤把「戀毛媚馬列」當做「愛國」而必須付出的代價，正如他們一度祝頌的「永遠健康」的林彪副主席所言：「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無辜的香港人，沒有義務長期為任何一個政黨和組織做心理輔導，不容以年積代結的失敗「情緒」，阻撓香港「經濟民生」的發展。
曾慶紅的講話，強調「雙強型」官員、「雙帶型」領導，應亦適用於曾蔭權。行政會議多造反派，立法會早就掏空了，曾蔭權其人的命運，只能取決於民意支持，而民意固然繫於曾蔭權有沒有「帶頭致富能力」和「帶領群眾致富能力」這「明雙帶」，更附有「帶頭實現立法會普選和行政長官普選」的「暗雙帶」的期望；而親中陣營方面，由曾慶紅的講話精神引申，更須做到「不搞鬥爭、不搞小動作」，以及「不鬧情緒、不鬧事」，合稱「兩不搞、兩不鬧」，如果可能的話，最好還能戒除惡習，做到「不打小報告」和「不打小人」的「兩不打」，把香港這條帶有「偽國際城市」特色的「中國式資本主義新農村」合力建設好。
不過，凡事樂觀地看，親中派竟敢拍案而起反曾蔭權，視「強政勵治」如無物，也就是反「中央」，比起幾十年來「毛主席揮手我前進，黨叫我去哪就去哪」的盲從，是極為令人驚奇的思想飛躍，可能是中華民族終於告別奴性、走向獨立思考的萌芽，歐美政府和國際人權組織，對此應予承認重視。評論時局，必須中肯持平，對人性善良的一面充滿希望，此方可在逆流中見順灘，在黑暗中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