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曾蔭權前天在禮賓府主持新春酒會時說，「香港經濟正處於亞洲金融風暴以來的最佳狀態，並且不斷鞏固和發展。……預期今年仍繼續向好。」
政治人物的健忘症有時真需要媒體予以提醒。曾特首已渾忘了他一個多月前在北京回應溫總所提香港仍有「深層次矛盾」時，他斷言矛盾是經濟而非政治問題。怎麼一個月之後，這深層次矛盾的經濟問題不但已解決，而且使經濟處於最佳狀態呢？
郭伯偉的去世，使香港不少人追憶和懷念郭伯偉任財政司的時代。郭伯偉開創了香港自由經濟的新紀元；其後彭勵治、夏鼎基都蕭規曹隨，謹守本份。這是港英由技術官僚管治的時代。即使在動盪的六七年暴動時期，或一九八二年開始的香港前途談判及過渡期的社會泛政治化，港英管治仍是由港督和政治顧問應付所有的政治震動，而布政司、財政司則奉行技術官僚的管治。
那個時代的公務員，大都能幹、用功、專業、勤勉，沒有回歸後在中國政治文化影響下，從董到曾還加上葉劉那批政治官僚的傲慢。港英時代技術官僚的管治，體現了英國文官制度的合理性。不管政治如何動盪，技術官僚仍然按法律規章辦事，絕沒有專權政治下那種好大喜功、胸懷大志、以使命感自居的領導人氣派。
春節期間，台灣傳出了前行政院長孫運璿病危的消息，牽動了台灣不少人對技術官僚管治時期的懷念。在蔣介石與蔣經國時代，政治確實是威權政治，在動員戡亂條例的籠罩之下實行黨禁、報禁，人民的自由受很大的拘束。不過，兩蔣在政治上雖卡得緊，情治機關雖抓得嚴，但涉及經濟專業等事務，卻能放手使用財經專才，而且對他們充份授權，因此才出現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等一大批財經專才，主導了台灣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發展。直到今天，由李國鼎建立的科學園區所推動的民間高科技產業，仍讓台灣人享用其餘緒。
可惜李登輝主政以後，在從專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過程中，沒有善用憲政民主這武器，而是以挑撥族群、煽動民粹來爭奪選票。阿扁上台後，更不避利益輸送，從總統夫人到總統府副秘書長都成炒股大贏家，眾親朋家臣更如群猴爬樹，向上攀援。專業部門的高官只關心上級的意向與喜惡。台灣有人認為，技術官僚的政治化就是去專業化。這是台灣種種危機中，最根本的危機。
回歸後的香港何嘗不是有這種技術官僚政治化的危機呢？要說深層次的矛盾在經濟上的反映，這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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