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前，丹麥報章刊登了描繪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引起阿拉伯世界憤怒，加上哈馬斯在巴勒斯坦選舉獲勝及伊朗政治不斷提高的激進主義，使得「政治伊斯蘭」成為國際外交的一個基本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單一辦法不會奏效，我們更不能視這次的伊斯蘭運動為全球性運動。
阿爾瓦羅．瓦斯康塞洛斯（AlvarodeVasconcelos）葡萄牙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
政治伊斯蘭湧現成為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權。本來這些政權透過爭取民族解放建立合法性，但由於他們無力處理經濟和社會問題、建立法制並且保證基本自由，其合法性已經消失殆盡。例如在巴勒斯坦，由於以色列多年來的管治混亂不堪，最終伊斯蘭主義者在選舉中戰勝了法塔赫。
給獨裁者的過渡期
歐洲及美國歷屆政府對取代類似法塔赫那樣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伊斯蘭替代品」，懷有恐懼，因此選擇維護現狀。但是，該地區的統治者及獨裁者壓制所有阿拉伯反對派，這意味着「保衞清真寺」成為參政的唯一途徑。
現在已無法通過驅除具有巨大社會基礎的地下黨派去建立民主，因此，政治伊斯蘭已不能再被壓抑。獨裁主義的唯一替代品就是建立過渡期，允許伊斯蘭主義者參與公共生活，並且鼓勵他們明確接受民主的遊戲規則。已有許多例子表明保守程度不同的伊斯蘭黨派願意合作。黎巴嫩真主黨進入經過選舉產生的政府，其他同樣正經歷不同政治改革的國家如約旦和摩洛哥的議會中，都有伊斯蘭主義者。這都不是偶然的了。
伊斯蘭運動早成形
埃及去年的選舉儘管限制了伊斯蘭團體參與，但是，穆斯林兄弟會仍然成為議會的強大勢力。在伊拉克，自由選舉揭示了伊斯蘭運動的巨大影響力。在土耳其，民主過渡導致伊斯蘭正義和發展黨上台，該政府業已進行了重要的民主改革，並且與歐盟開展了入盟談判。
如果歐洲和美國想設計出包含各方在內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在被佔領的伊拉克強加與之截然相反的民主政策，它們就必須接受政治轉型可能導致伊斯蘭黨派獲勝這一民主悖論。干預伊拉克導致的不幸後果之一，就是強化西方與伊斯蘭之間「文明衝突」的觀念，而這衝突反過來又會創造一種有利於伊斯蘭運動的氣候。
畢竟，伊斯蘭世界的政治改革早在美國領導「反恐戰」前已經顯現，而且改革分子沒有等待變得強大的歐盟來推進。這些運動並非在○一年九月十一日後在美國或歐洲出現的，而且他們不會等待或依賴美國及歐盟採取行動。不過，穆斯林溫和派的成功則將取決於歐盟和美國如何應對要求改革的壓力，以及它們如何鼓勵變革。
公平對待以巴兩國
有必要表明，民主是巴勒斯坦人達到民族目標的最佳途徑。這取決於新上任的哈馬斯政府如何向尊重法治、民主及國際合法性的民主力量轉型。當然，這還取決於以色列及國際社會，它們必須確保未來出現一個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國。
支援巴勒斯坦民主化，不等於要國際社會放棄要求哈馬斯摒棄恐怖主義、非軍事化、尊重巴勒斯坦憲法及接受以色列國的存在。但是，這也不意味着在巴勒斯坦人民以民主方式表達意願後，國際社會可以支援可能損害巴人的政權。這將會是鞏固巴勒斯坦民主的可怕過錯，而且會對其他正在改革的阿拉伯國家造成負面影響。
同樣，接受非暴力的伊斯蘭主義者有權參與公共生活，並不代表放棄挫敗極端保守主義，以及極權主義社會觀念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打擊種族主義、促進寬容及尊重他人的宗教，並不等同我們要質疑新聞自由或接受伊斯蘭主義者的審查要求，正如丹麥諷刺漫畫的情況一樣。我們必須在政治上駁斥觸犯個人權利的伊斯蘭社會觀念。
這一政治挑戰是民主悖論之一，所謂民主悖論就是允許各方各抒己見、自由爭鳴。政治伊斯蘭是一個風險，我們只要通過制訂促進民主、具敏感度的智慧型戰略，而不是指摘民主選擇的結果，便能將這風險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