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蔚藍（左）與媽媽Sunita（右）都很喜歡與本地中國人交往。現在，她與任會計師的妹妹和工程師的弟弟說廣東話一如香港人；只有爸爸說英語和印度語。 撰文：冼麗婷 攝影：張家俊
我外公一九三五年來香港工作，以印度的高中學歷在郵政局擔任文職；他與外婆生下四個女兒，媽媽排行最小。媽媽說，她小時候家住北角電車路旁。五十年代寧靜城巿裏，不時有小販在樓下叫賣紅豆沙、芝麻糊，媽媽也可以從二樓露台向對面街的士多大叫「買汽水」。
我外公當年聘請了一個女傭，名叫阿蘭。外婆和媽媽四姊妹都跟她學會做角仔、煎堆、蘿蔔糕及年糕等中國糕點；本地人農曆年派紅封包，端午節包糭子，中秋節吃月餅……，現在我們通通都做。冬寒轉冷，媽媽還會弄中國薑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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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兩大文明古國姻親關係早已開始，媽媽回印度讀大學四年，又在香港大學修讀經濟，但她堅決認定只嫁印度人，最終，她遇上從印度來港任中電工程師的爸爸。
至於我，九九年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畢業，修讀了數個碩士課程，結識很多不同國籍朋友，包括另一文明古國埃及的同學。我想，我跟媽媽最大的分別是：我很重視心靈交往，對每個人都有愛，對一棵植物也有愛，這種思想未必人人領會；六年前，我就曾回印度尋找人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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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出世，生活入世，我自小在名校讀書，曾任教三間中學名校。我在學校所接觸的本地精英學生，幾乎人人都有藝術家、作家的特質。她們跟我談佛洛依德及Baudrillard，我駕馭自如；但稍不留神，我若以英國口音讀美國人說話，就會被她們笑着質疑：「MissSharma,thatshouldbereadwithanAmericanaccent」。
我的名校學生貪勝不知輸，聯校比賽贏了第二還會憤憤不平：「查實佢哋唔係好叻，點解會攞第一？」我經常提醒她們，自大霸氣、不體恤別人，考小組英語會話時準會拿D。最後，真有人拿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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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訓學生，心裏也愛學生。可是，近年香港教育制度令不少教師包括我與媽媽都感到很大壓力。媽媽前年申請提早退休；我也因為工作會議及課外活動過於繁重，沒有時間預備講課內容，去年選擇不當教師了。
父親支持我辭職開補習社、媽媽當我的顧問，我在幸福裏提醒自己不要過於率性。半年裏，我努力編寫課程，教導學生的熱情重燃。我最希望學生懂得應付考試、從英國文學了解人生之餘，也能以獨立及批判性思考學習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