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 文化評論員
香港特首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觸礁後，中共一方面把失敗的責任推給泛民主派，指摘他們阻撓了香港的民主發展；同時又用分化手法，企圖製造一個「沉默多數」的香港市民和「少數」搞事分子對立的假象。不過，大家都明白，真正的矛盾是中方和港人的思想差距。
中共關注控制問題
七十年代初，毛周身邊的紅人唐聞生的父親唐明照，被派到聯合國擔任副秘書長，主管託管理事會的業務。
託管理事會是個冷衙門，因為世界上剩下的殖民地寥寥無幾。唐明照曾自嘲他自己是「官大權小後台硬」。當時聯合國在「非殖民化」的方針下，曾擬定了剩餘殖民地的名單，英國將香港列入名單，唐負責與英交涉，迫使英國把香港從名單上剔除。
此後在聯合國的文件上，香港既非殖民地，也非國別單元。不是殖民地就不能按照聯合國的「非殖民化」方針，實施一套「憲政發展」程式（從組織政黨、制憲、公投而建國）。不是國別單元，最後就要由中英協定來決定香港的未來地位。
對中共來說，最理想的辦法當然是由中共來扮演三十年前港英的角色。「一國兩制」是為了避免中共接收香港後出現恐慌騷亂，影響「金雞蛋」地位的不得已作法。
麻煩的是，八十年代開始，港英就在香港實施了憲政發展的初步步驟，九十年代初英方公布實施「香港人權法案」，藉此修改了以往的一些嚴苛法例，如公安條例。港督彭定康又提出立法局直選的政改方案。
在中英爭拗中，中共表面上凸出國家主權問題，實質上卻是控制問題。如果有人認為，由中共行使主權，就會賜予港人同樣的或更多的權利，那恐怕是一個誤會。從人大常委會後來剔除了「香港人權法案」，以及中方決定九七後立法會「另起爐灶」來看，港人的民權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
政治上「以我為主」
董建華在候任期間，曾表態支持還原公安和社團條例中的惡法，他在任期內也打算進行二十三條立法，限制港人的權利，可見中共始終着眼於增加控制而非減少控制。現在曾特首與中方商議後提出的牛步政改，只是進一步證明中共拖延的意圖。中共關切的不是港人的民權，而是他的控制。中共擔心雙普選的不確定因素會令北京對香港失控。
至此，鄧小平「一國兩制」政策的含義也就很清楚了。香港保持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只是經濟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政治上要「以我為主」，不能搞西方的「三權分立」。即使實行普選，也要「循序漸進」，最好一直拖下去。港人若要求訂出普選時間表，就是犯了「以我為主」的大忌。
這種新殖民主的恩賜心態，是讓港人難以下咽的。就「憲政發展」來說，單是受港人歡迎的「人權法案」被中共廢止，就可說明中共對香港的表現比老殖民主差很多。「一國兩制」如果連香港都「垂範」不了，又如何「垂範」台灣呢？
調整中共思想偏差
中共把一切矛盾推給民主派，推到捕風捉影的各種稻草人頭上，不厭其煩地要求港人愛國。殊不知現代的國族不僅靠血緣、族群來維繫，更需建立在公民權責觀念的基礎上。在這方面，港人作為公民所須具備的法治、權責與公民道德觀念，不但已經成熟，而且也是禁得起考驗的。普選也一直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曾特首不是一個沒腦筋的人，難道他不明白嗎？但他卻向香港媒體表示，香港的政黨政治尚不成熟，不能應付雙普選的局面。這樣的話他自己相信嗎？他自己若不相信，又如何要別人相信？
港人沒有理由不維護自己的公民權責，真正必須調整的是中共的思想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