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日，官方的「人民網」發表了一篇時評：《老百姓最關心甚麼？》文章說，「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主要集中在教育、醫療和住房。」民間戲說這三大消費，是壓在國人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筆者曾引述一位醫生朋友說的中國新「三害」，是教育、醫療和失業，看來並不準確。因為失業問題雖嚴重，卻不是多數人遭遇到的災害。而住房問題，顯然更帶普遍性。
「三害」之中，最驚心動魄的是醫療。其中典型的例子，是七十四歲離休幹部翁文輝在哈爾濱醫院的死亡，留下了五百五十萬元醫療費的帳單。他在醫院住了六十七天，據醫院報告，一共跟他做了三○二五次化驗，進行了五八八次血糖分析，二九九次腎功能檢查，三七九次血氣分析，輸血九六八次。最離譜的是，老人在八月六日死亡，而醫院在他死後兩天的八月八日還為他做痰培養的檢驗。
這簡直是卡夫卡筆下的荒誕世界。但這並非偶然發生的事。去年十二月九日，《新京報》報道，一名患者叫諸少俠的在深圳住院一一九天，費用高達一百二十多萬元。不難推測，這種天價醫療費經內地報刊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在新聞封鎖管制之下，水面以下的冰凍要更為廣闊嚴重。
「人民網」的文章說，某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線已告崩潰，在金錢成為唯一、最高的價值標準的影響下，他們已經異化成「白眼狼」。另一篇「人民網」的文章又說，醫療中的種種亂象，不僅僅是醫德問題，還有藥價，如醫藥廠家通過對一些成藥「翻新」來大幅漲價，牟取暴利。而由於「醫藥不分家」，病患承擔的藥費就更重了。
翁文輝的死亡在去年八月，患者家人為五百五十萬元醫療費寫了一百多封舉報信，但無論媒體與機關，都不予理睬。三個月後，驚動了最高領導層，於是中紀委、監察部合組了一個調查組，赴哈爾濱對此事進行調查，媒體才敢去碰這個案例。在全國性的媒體對這事件作報道後，公安部也進入了調查行列。
荒謬的不僅是翁文輝的案例，而是這一類的事件，為甚麼沒有社會上的其他機制可以監督制衡，而必須要驚動最高層的政治力量？而一旦驚動最高政治力量，又使各個部門一窩蜂地跟進？有關報道、評論也跑出來一大堆？社會上沒有醫學會？沒有消費者委員會？沒有獨立的媒體嗎？為甚麼只有最高層才能管這些低層的事端？
問題是：並非所有的案例都可以驚動最高層的。最普遍地受害的可能病患者，他們唯一可以期待的，恐怕就是自己不要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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