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去年九月在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Affairs）發表一篇文章，除了希望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成為「負責的參與者」之外，也舉出中國各地綿延不斷的罷工潮、農民抗爭、公安對犯罪浪潮束手無策，認為這意味北京面臨的困境，他警告說：「中國有人相信只靠經濟持續成長與強調民族主義，共產黨就可繼續掌控政權，那是危險而且錯誤的。」
「中國有人相信」，指的是掌權者階層，但掌權者中也顯然有人不那麼相信，有人表示憂慮。其中之一是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他曾撰文表示中國須要有三個新「超越」，其中第三個超越是必須「超越過時的社會控制方法」。這句話提供給人們不小的想像空間。
前年九月，中共舉行四中全會。這期間，中共中央議論的主旋律，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其中有人在「人民網」上提出，「有智慧的政黨不會拒絕國外經驗」，這篇署名王瑜的文章說，儘管胡錦濤表示，對世界上其他政黨執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們不能照抄照搬，「但對它們在治國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們要研究和借鑑，以開闊眼界，打開思路」。
中央黨校黨建部副主任王長江撰文表示，世界上一些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在人均GDP從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階段，社會經濟結構會劇烈變化，利益矛盾不斷增加，社會穩定問題非常突出。中國社會已進入這樣一個關鍵時期。——比較裴敏欣提出人均七千美元會引發社會危機，王長江認為危機在人均三千美元就會到來。
另一位署名李永忠的，更直接提出中共要進行執政能力建設，無論教育和監督，都缺乏「載體」和「體制保障」，因此中國應以（香港）「特區」作為「模型」和「樣板間」，「抓住關鍵，得其精髓」去實踐民主，以「加強合法性」。
前年九月中共中央有這類議論，前年底胡錦濤到澳門，就當着董建華的面，要求他「查找不足」。跟着，去年三月就換掉董建華，以民望最高的「港英遺臣」曾蔭權取代。
這一切變化並非偶然，而是有中共背後的理論探討作根據的。民望，也在某種程度代表「認受性」。這是中共進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試驗。
曾蔭權的民望，並不能自動取代香港市民對普選的要求。十二月四日的遊行，和二十一日立法會對政改方案的否決，顯示了香港深層次的體制矛盾。北京若要以香港作「模型」與「樣板間」，顯然要作其他嘗試。
為甚麼陳方安生會突然參與遊行？她在遊行前兩天接到的「重要訊息」是甚麼？訊息來自何處？這是一個香港政局變化中最耐人尋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