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采》版讀了兩篇陶傑談譯名的文章，真是過癮。的確，人名地名的音譯事事以普通話為依歸的話，逢M必「姆」、逢T必「特」、逢K必「克」，譯名再無「美學」可言，一切變得機械化。姆來姆去唯一的好處是能給面目兇悍的人平添幾分嫵媚。你看美國鷹派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因命中有「姆」，說不定晚年會減去幾分煞氣。
香港特區若處處跟中央看齊，連「先朝」的譯名也跟北京統一起來的話，那麼我們的「屈臣氏」以後要改稱「沃森氏」了。BobHope不叫「卜合」。根據陸谷孫《英漢大詞典》的指引，應叫鮑勃．霍普。費雲麗？不對，應叫維維利。譯名一經「統一」，我們記憶中的風流人物，從此絕了音塵。
陶傑很欣賞民國時代上海遺留下來的一些譯名，如把AvenueJoffre定名為「霞飛路」，確是一絕。Joffre原是法國將軍，《英漢大詞典》有載。陸谷孫尊重傳統，不另起爐灶叫他「左腓利」或什麼的，依然讓他以「霞飛」面目見人，雖然赳赳武夫如此稱呼，聽來有點不倫不類。陸谷孫這方面的「克己復禮」精神，教人敬佩。如果他是譯名教條主義者，大偵探SherlockHolmes早變為「霍姆斯」了。在他的字典中，故人音容仍在。Holmes還是吸着煙斗的福爾摩斯。
「霞飛路」這種譯筆，陶傑譽之為「咳金唾玉」。今天在文字上能有這種咳唾功夫的人越來越少了。遙想當年這位心懷王勃的譯界高人，下筆前一定低吟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句子。除了個人才具外，譯者選擇譯名時，還要照顧到謝天振和查明健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所說的「隱含讀者」問題。譯者為了「使譯作在本土化語境中得到認同，他在翻譯的選擇和翻譯的過程中就必須關注隱含讀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視野。」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忙着「反共抗俄」，有些刊物把蘇共中央書記Khrushchev譯為「黑魯雪夫」者。簡稱「黑魔」。可見譯名之藝術，極富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