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政治上是紛爭擾攘的一年。董建華下台、曾蔭權上場，本應是香港市民的好消息，可惜董下台下得神秘，充滿了下台是為中央更直接插手香港事務的陰影，而曾蔭權上場的前奏是人大又一次釋法，「解釋」「補選」行政長官只做「剩餘任期」。曾蔭權上任之初，展示了比董聰明和積極的管治方式，而中央配合，譜出「和諧」調子，讓全體立法會議員訪粵，對拉攏民主派做了不少工作，立法會的各黨派空前互諒互讓，立法會辯論也少了很多火藥味。
可惜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和諧」待遇的帳單是第五號報告書的政改方案，以及方案的長遠結果，就是解決掉自二○○三年大遊行以來形成的民主運動。民主派議員，包括四十五條關注組，不肯就範，十二月四日大遊行市民高調表達不接受政府方案，曾蔭權就翻臉成仇，左派的傳統鬥爭手法變本加厲。「和諧」變成只是推銷的手腕，達不到目標，就馬上露出本來面目。人們開始問：董去曾來，有什麼分別？二十三條立法闖關與硬銷政府政改方案有什麼分別？二○○五年的終點，似乎為二○○六年的政治狙擊揭開了序幕。
展望二○○六年，我自然看到前路的崎嶇，但我也看到了在逆境中自強、從困難中學習的決心。當權者分化、激化矛盾的手段和路綫，或會令溫和、理性而重原則法律的聲音顯得曲高和寡，但明理而真心為香港為中國開拓前路的人會了解這個聲音的重要。磨鍊，是二○○六年進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