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在中文大學朗誦完他自己的詩作後，有位大概是中文系的同學站起來問他說：「憂鬱的載體」一詞令人欣賞，請多談幾句之類的話。北島說：那不是我的詩句，而是西班牙一位詩人的名句之翻譯。我在旁聽到後也覺得新穎，可是我卻馬上想起，那不是宋詞裏面的「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嗎？
我當時也想說出我的感想，但忽然又想起二十多年前，也是在中文大學，我所遭到的「侮辱」來。所以也就沒有提任何問。二十年前，那時我是在中大教書。忽然有哈佛大學一位傅高義教授（完全自起的中國名字，卻是地道的美國人罷），傅高義是一路唱着「日本第一」唱到了中大。那時候「日本第一」是傅所倡而又大唱的學說。我也是去旁聽，而且傅在講完後，我坐在下面第一個舉手發問：
「我要請教傅教授的，是因為你這個題目而想起我們中國有位留日回來的專家，不能不說他對日本也有所見，他叫蔣百里，他說『日本是喝米酒，吃生魚，賞櫻花的民族』，這三件事略加解說就是這三件事都是很短暫的！以米酒來說，只烈幾秒鐘，激烈而不圓融；以魚生來說，只爽口幾分鐘，並無餘味；以櫻花來說，只開幾天，任何花也沒有這樣短的生命！你的『日本第一』之說，也是這種性質嗎？」
我不知傅高義是變起倉卒，一時無法答我，還是故意躲避我的問題，他說：「我沒有想答覆老人的問題，我想這個會是為同學們開的」之類的話。這是詞窮而匕首現，把我發言的權利全給剝奪了。所以當我聽到北島與學生聽者一問一答時，我非常有發言的衝動，可是同時又想起傅高義二十年前在中大的演講時不給我發言的機會的作風。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傅高義因詞窮而欺人，我卻不應在北島的會上生起氣來。回到家中，還是與元方討論這個問題。她總是從容的說：「其實，我雖然有課，與北島演講的時間衝突，還是應該把學生們也帶去，同聽北島。因為是這學期最後一堂課，有些雜事要向學生交待。所以未去，今天午飯時，你們不是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的嗎？」北島在午飯時說，文革時他正是中學生，當時一聽說不上學了，開玩了，高興極了。那時是什麼都不知道！……
但元方與我都是最近才看到北島新著《時間的玫瑰》，而我們對這本書的讀後感也大致相同。我是覺得北島此書好在「如同中國詩話文化傳統之繼續」：六一詩話，滄浪詩話，薑村詩話，甌北詩話……等，雖然北島的詩話說的是外國詩人，其實可以名之為「九個人的詩話」。
我為什麼總忘不了傳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