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國，是一個「國師時代」，中國的儒家文人分為兩類，一種是「做穩了國師的文人」，另一種是「欲做國師而不得的文人」。
做穩了國師的，百年來有光緒的翁同龢和康有為，民國的胡適，欲做國師而不得的，有這半世紀紅朝中國的章士釗、邵力子、柳亞子之流。
翁同龢的學生光緒，熱心變法，變法黨人被慈禧一網打盡，翁同龢革除官職，遣回原籍差點殺了頭。康有為投靠日本和英國，撿回性命。其餘六君子，都是「國師」的候選人，通通斬決。
胡適是中華民國的國師，蔣介石很尊重知識份子，條件是不容知識份子挑戰他的權力。駐美大使胡適卻希望蔣介石包容反對黨，寬容政治異己人士雷震，幾乎自己也被當作叛亂份子一起審決。胡適又急又氣，心臟病發，亦算善終。
毛澤東的時代沒有「國師」，因為毛澤東看不起文人，他自己就是一頭人狼：一半是賊、一半是文人。當做賊的那半個毛澤東賊性發作時，喜歡迫死讀書人，文人的那半個毛澤東雅興發作時，喜歡作詩，也優待跟他附庸唱和的一批文人。
大陸所謂解放之後，文人章士釗、邵力子都留了下來，以為一心可以當老毛的「國師」。沒想到毛澤東根本不需要「國師」，只需要四人幫的趙高和周恩來般的李斯。柳亞子跟毛澤東唱和了幾首詩詞，冷板櫈鬱鬱而終，梁漱溟跟毛澤東開罵受盡折磨，幸好活得比暴君長。只有郭沫若最聰明，他明白中國宮廷三千年所謂國師，至毛共一代而絕，他才不當「國師」，只當了第一「國奴」。
中國文人世代做「國師夢」，卻又下場淒慘，因為他們在「師」和「奴」之間找不到平衡。他們靠科舉爬上去，當了狀元進士，學問比皇帝大，但不知道論人格和尊嚴，他們永遠是皇帝腳下的泥巴。
特區有一些「學者」，由於受殖民地教育，不了解中國文化，但他們的中國文人DNA尚在，或聚眾「論政」，或蠢蠢欲「組黨」，有一兩個都胡裏胡塗因「間諜罪」而失蹤，他們以為「苟利國家生死以」，一心「每依北斗望京華」，中了諸葛亮的出師表之毒，背負千古的國師情意結。他們以為「書生論政」好Cool，對其自稱熱愛的這個國家的愚昧，實在很可笑。
一個老「國師」逝世了，他的晚年，也遭到他教導的那個主子冷待和疏遠，大大小小自封的「國師」或「國師」候選人，在讀到出師表而有性高潮的時候，請醒一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