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風波落幕，一場低等「民主」鬧劇終於收場。五號政改方案通不過，其實是「四贏」：一，中國政府不想民主有「發展」，最希望原地踏步，達到目的；二，特首選舉委員會名額維持八百人，曾蔭權如謀取連任，到二○○七年，原來的四百七十一個「提名人」只要一起再舉一次手即可；三，泛民主派否決了政改方案，大掃中國政府的面子，大滅「煲呔」的威風，美成玉碎，向選民有所交代；四，半年來備受特首冷落的親中左派，終於與曾蔭權破鏡重圓，特首浪子回頭，黃臉婆枕蓆餘溫，雙方擁抱媾和，情濃意滿，小別勝新婚。
既然「大四喜」，則「和諧」在望，「穩定」有緣，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一切紛爭理應到此為止，高官又何須點名指斥民主派的「四大寇」？即使是演戲，這高潮過後的這一場，未免略嫌過了火。特首曾蔭權則發揮「政治家」本色，自揭幾乎已經盡取四十票，言下之意，是泛民主派內確有至少六名動搖分子，一度企圖投誠。
這是莎劇《奧賽羅》中伊阿高憑一條手絹挑唆黑人將軍奧賽羅疑心的翻版。華文傳媒、電台名嘴、政黨中人，果然中計，紛紛展開「肅奸整風」。涉嫌的六人，或苦苦呼冤，或忿然申辯，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投票結果就是公論，其中何人猶豫動搖，根本不是問題，也毫不值得追究。
一九二七年，毛澤東上了井岡山，跟隨老毛落草的林彪，年方二十，面對國軍圍剿，敵眾我寡，一度也意志動搖，問毛澤東「紅旗還能打多久」，毛澤東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論文，表達「革命的樂觀主義」。
革命意志動搖，夠得上十次批鬥，一百次檢討，甚至劃為內奸和階級敵人，但林彪會打仗，是軍事天才，毛澤東予以重用，一直擢升為中共副主席，直到林彪刺毛敗死，毛澤東才清算他在井岡山時「紅旗還能打多久」的「投降主義罪狀」。
中華民族搞政治，自私、偏狹、憤嫉，又夾纏着不可理喻的仇恨情緒，根本與西方議會民主無緣。民主政治講求遊戲規則，對事不對人，講求紳士風度，不夾纏意氣之爭，這種風範，備受三千年帝皇統治毒害的中國人無法做得到。「泛民」二十五員，其中一人投了棄權票，並沒有支持政府，亦即「棄權」與「反對」一樣，沒有令政府得益，這位棄權者也受到嚴重質疑，被指為類似張國燾一類的投降派，理由是他的高齡老母抱病在大陸，中國政府恩准他北上，自此之後，據說此君的態度即有變，對中國秋波暗送。
這就涉及了一個政治的倫理問題。首先，這位議員投棄權票，對感激中方恩准其北上探母有沒有必然關係？或許有，也或許沒有。一個人的動機很難測知，如果糾纏這位議員的棄權票私人動機，即是誅心之論。民主政治講求理性，誅心之論即是帝皇暴君動不動就滿門抄斬的野蠻邏輯。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想走上歸家的民主坦途，必須在思想上自我革新，鏟除這等情緒化的中國基因，否則越此一步，不論「泛民」裏有多少讀洋書的大狀，如果他的「軟化」，確實出於孝子的親情，則即陷入「井岡山自我清洗、延安整風的中國幫會」思維定律。
其次，這位議員近年的政治表現，被公眾與其令壽堂的處境掛了鈎，實屬極大的不幸。公眾對於一位議員，同時有孝子的要求，也難免陷入婆婆媽媽的困局。這位議員身不由己地犯了三點錯誤：一，大陸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為何不及早把老母親申請來香港？二，一個親中「愛國」政黨的前黨魁，尚且一早把老婆女兒送去加拿大，取得安全保障；一個民主派骨幹人物，曾身為支聯會常委，與共產黨對抗，竟然把老母留在大陸，此已為最大的不孝。三，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從政不但必須拋卻親情，必要時還要犧牲親情。
劉邦打天下，政敵項羽捉了他的父親，威脅要把劉父烹殺，劉邦笑着叫他請便，還說「請分我一杯羹」。毛澤東「革命」的時候，妻子楊開慧、胞弟毛澤民、毛澤覃，一一被國府捉獲，毛澤東如果對自己的親人有愛心，一早就投誠反正。
緬甸民主領袖昂山蘇姬的丈夫艾里斯患癌症而彌留，緬甸軍政府告訴昂山蘇姬：只要肯出國探夫，政府可以批准，但以後不要回國，昂山蘇姬選擇不出國，忍看丈夫病逝。
政治是殘酷的買賣，母親在廣州病重，身為兒子，必須盡孝，但如果從政，要貫徹政治理念，則必須鐵石心腸。中國如果挾老母為人質，為了政治理想和原則，那應就把人質犧牲掉吧，這才叫真正的「佔取道德高地」。《林覺民與妻訣別書》中說：「吾愛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紙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比起在中國的政治血海裏的弄潮兒，香港的所謂政客，畢竟稚嫩了一些，香港人對政治家的政治訴求，也難免「大長今」了一點。
這些都是香港政治的現實，本人不忍荼毒，張愛玲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政改之爭，無論各方都是贏家，各方也都是輸家，無論是曾蔭權、李柱銘、劉千石，他們一一或許都有壯志、抱負，都想合演一場好戲，都不是壞人，他們都想香港好，但「人大常委」的釋法鳥籠在前，中國家長政治制度的拳頭在遠，他們又能做甚麼？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們午夜夢迴，或會歎一聲：「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