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先生的遺孀朱洪女士說，劉先生生前曾跟她說過，希望將來在自己的墓碑上寫上這麼一行字：「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
劉先生留下的這麼一行字、這麼一個評價看來沒有甚麼特別、看來沒有甚麼驚天動地之處，但在現代中國、在處於專權統治下的中國要做到這一行字的要求、要無愧於這麼一個評價可說難之又難，但劉賓雁先生真正做到了、真正能無愧的說：「他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
劉賓雁先生十九歲加入中國共產黨，二十六歲就成為《中國青年報》記者，以他這種根正苗紅的身份，只要他不犯大錯，仕途是無可限量的；但劉先生沒有被特權、被較優越的生活蒙蔽了心眼、蒙蔽了良知，反而拿起如椽大筆狠批中共的官僚主義體制、狠批高級幹部脫離群眾，形成新的特權階層，結果在反右運動中被毛澤東打成右派，從此失去了高幹的身份及待遇，被遣送到農村長期勞動改造，不斷被折磨、不斷受到各種各樣政治運動包括文革的衝擊；幸好他挺過來了。
到一九七九年劉賓雁先生得到平反，並成為《人民日報》的記者，再次享受高級幹部的身份及待遇。可劉先生並沒有因為敢言曾讓他吃盡苦頭而變得唯唯諾諾、可劉先生並沒有因為重拾舒適生活而放軟手腳，反而更起勁的揭露存在於社會內部的官僚貪污現象、反而更積極的披露專權政治制度的種種腐敗問題、反而更用心的為被官僚欺壓的平民百姓說話，在短短幾年間寫下了《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等文學作品，震動全國、震動中共高層。像這種不畏權達，堅持說真話、堅持為人民說話的精神，實在完全當得起「做應該做的事、說應該說的話」這一行字、這一個評價。
只可惜在中共的專權制度下、在中共堅持黨優先於人民的四項基本原則下，為人民說話、為人民說真話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在平反還不到八年、在一九八七年，劉賓雁先生被已故中共元老鄧小平先生點名開除出黨及撇除所有公職，罪名是劉先生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鼓吹要建立制衡中共權力的機制。到八九年六四鎮壓後，身處海外但一直支持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劉賓雁先生更成了中共的眼中釘、更成了中共銳意打擊的敵人，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祖國大地、再也沒有機會用他的筆為人民請命、再也沒有機會用他的報告文學揭露專權體制下的貪污腐敗現象，並且只能長眠於外國的土地。
也許在中共的強力控制下，中國的年輕一代將會對劉賓雁的名字愈來愈陌生，也許在中共的專權手腕下，像劉賓雁這樣的人、這樣的新聞工作者將愈來愈少；但我們認為，中國發展到這個地步、中國要發展成為一個穩定成熟的社會其實需要的是更多的劉賓雁、更多像劉賓雁那樣敢言的人。就以近期松花江的特大污染事故為例，若果中國的新聞界多一些像劉賓雁那樣的人，污染事故便有機會及時曝光，處理污染的工作也可以更快的進行。就以近幾年礦難事故不絕為例，若果有更多像劉賓雁先生那樣的人敢於揭露各種不正之風、敢於揭露礦場管理如何不善，大概不會有那麼多礦工被活活坑死。只可惜，中共的專權體制容不下劉賓雁先生，甚至要築起高高的圍牆把他擋在外邊，不讓他回國。
有的人稱劉賓雁先生為「中國的良心」，但良心這個詞實在用的有點濫，愛實事求是的劉先生只怕也不願掛上這個名銜。大概還是他留下的那一行字對他最合適。
「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