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九年以來，香港已有了許多次遊行。但我極少參加。我給自己的理由是遊行不外乎要表達自己的意見，我的意見已在傳媒有充份表達，毋須上街了。表面理由之外，我內心中還有一個不甚光明的角落，就是不慣參加群眾性活動，尤其街頭活動。但這次，翟老出來了，陳太出來了，我也站在維園的足球場上，不免思潮起伏。
香港有過百萬人的反六四屠城大遊行，有過逾五十萬人的○三年七一遊行。所有的遊行，都有多項訴求，比如○三年，就以反二十三條為主題，還夾雜反董的因素。只有這一次，參與遊行的市民，單純以民主普選為訴求。這樣單純的民主訴求，不僅在香港是第一次，而且，根據我對世界歷史的了解，它也是人類歷史的第一次。
人類歷史中，當然有過無數次的民主示威遊行，但能夠刺激民眾參與的，主要是在不民主專權政治下，人民的自由、人權遭到踐踏，人民沒有法律的權利。比如在台灣、南韓，曾經發生過洶湧的民主運動，都是由於人民感到沒有言論自由，社會不容許存在反對聲音，還有許多被關在監牢裏的良心囚犯。人民感到在專權政治之下，個人的自由、人權得不到保障，於是奮起爭取民主。
香港可不是這樣。香港仍保有港英時代形成的自由、法治、人權。香港有新聞自由。香港沒有政治犯。香港極少發生褻瀆人權的事情。香港的公務員有廉潔的清譽。不民主的制度，並沒有給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構成威脅。
民主普選，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不發生直接關係，它只是要不要每隔幾年舉行一次投票的活動而已。
有人說，○三年的二十三條立法，是要奪走市民已經擁有的東西（自由、法治、人權），所以引發逾五十萬人上街，這次爭取普選，是要爭取從來沒有得到的東西，對於還沒有得到的東西，市民感覺不是那麼迫切，不是那麼貼身，因此不會有多少人上街。
然而，二十五萬市民走上街頭了。不是因為已有的東西被奪走，而是單純為了得到自己應得的政治權制。這種非切身利益受挑戰之下的爭民主運動，反映了參與者的理性與成熟。因為他們知道，若不爭取民主，那麼現有的自由、法治、人權遲早會減少甚或失去。
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警覺。香港人不愧為理性的警覺者。我們知道，現有的一切並不保險，只有爭取到民主普選，才是自由、法治、人權的保障。
因此，這裏出現了人類史上第一次單純爭民主的大遊行。我為香港人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