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人民日報》刊發了七八千字的長篇檄文〈粉碎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吹響了揭批「二流堂」的號角。
讓中央黨報如此興師動眾的「二流堂」究竟是甚麼性質的組織呢？說來好笑，原來那不過是抗戰時重慶的一所叫「碧廬」的房子，住過不少流亡的左翼文化人，有劇作家吳祖光，音樂家盛家倫，演員金山、呂恩、張瑞芳，記者高集、高汾，漫畫家丁聰，民主人士沈求我、薩空了，還有經常到那裏聚會的夏衍、戴浩、黃苗子、郁風等。那時的左翼文化人過的是波西米亞的生活，夜裏通宵達旦歡聚，上午個個睡懶覺不起床。有一次郭沫若上午去「碧廬」，發現裏面的人都沒起來，就開玩笑地說：「你們都像『二流子』」。於是這批文化人很樂意以「二流子」自居，並把居所稱為「二流堂」。
這批流亡的左翼文化人個個都是窮光蛋，為他們遮風擋雨提供住所的乃是有孟嘗君之稱的唐瑜，他是「碧廬」的主人，自然就是「二流堂」堂主。唐瑜是南洋華僑，有個闊哥哥經常滙錢給他。據吳祖光說，唐瑜從南洋到重慶的時候，帶回小轎車、大卡車好多輛，車上裝滿了吃的用的東西。但他喜歡和窮文人交朋友，吃的用的都讓大家分享了，還把車賣了，散盡家財，蓋了好幾處房子，讓流亡的文化人居住。吳祖光說，有一次他和唐瑜走在路上，一輛豪華轎車從他們身邊飛馳而過，泥水濺了他們一身。唐瑜呆呆地目送那輛車遠去，對吳祖光說：「那是我的車，賣了……」
文革中有一次在體育館開批鬥會揪夏衍、唐瑜，唐瑜看到有人在拍紀錄片，「我認出那機器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化裝到香港購買的，頗感親切。」唐瑜的《「二流堂」紀事》，裏面都是這樣的故事。當年仗義疏財支援左翼文化，沒料到為此受盡磨難。讓人讀來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