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前夕，政府的政改立場突然強硬，由策發會商討「普選路線圖」，包括所謂「兩院制」的可行性，想把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議席永久固定，以「上議院」之名，行違反基本法之實，因為連基本法也訂明，循序漸進，二○四六年之前「最終」實現立法會議席全部直選產生。基本法只容許「一院制」，不准「兩院制」。
「策發會」的文件，指香港可參考英美等「先進國家」，商討行「兩院制」的可行性，可謂偷換概念之尤。英美等國的「兩院制」，並不是把功能組別定格為「上議院」，更不是有如一些人打的如意算盤：一個普選的「立法下院」通過的法案，可以由功能組別的「立法上院」任意否決，確保「安全機制」，成為政府的一條看門狗。
「兩院制」的古老理念來自英國。英國在十一世紀，因北歐維京入侵之後，部族和地主各自封王，上議院莊園地主和宗教領袖雜成，由國王統領，成為君主立憲制的基石之一。沒有國王、教會、貴族的悠久歷史，就沒有上議院；沒有地主與小農和商人的衝突，導致君權和上議院受約束的「光榮革命」，也就沒有兩院制。英國的上議院有公、侯、伯、子、男五級勳爵，爵位有世襲，也有一代以終，上議院經過近一千年的進展，與平民普選的下議院兩相雄峙，其間經過無數革新，特別是一九○九年，下議院拒絕通過自由黨政府的財政預算案，迫使下議院立法廢除了上議院對下議院法案的最終否決權。英國獨特的等級社會，令上議院對平民的訴求懂得體諒而忍讓，上議院多良心清直之士，出過一位像明成祖時代拒為暴君作詔書的方孝孺，上議院議長穆爾，不贊成亨利八世自立聖公會與梵蒂岡決裂，對抗到底，甘願捨身殉義。英國的上議院議長不是中國明代的「司禮監太監」，有封建之名，行公義之實，有貴族的豪俠之風，無奴臣的諂媚之氣，因為英王並無獨裁專權之力，此即別家完全不同的「國情」。
特區政府如果行所謂「兩院制」，不會學到英美的效果，功能組別僭稱上院，由小圈子利益團體選出，擁有否決權，反而更似法國大革命之前的「三級會議制」——十八世紀的法國沿襲舊制，分為三個階級：貴族、僧侶、平民，因為經濟破敗，國王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規定三大階級，各有一票，平民階級提出增加貴族的稅收，減輕平民負擔，遭到貴族和僧侶聯手否決。平民階級的代表要求一人一票，又被另兩個階級以二對一否決，結果平民代表退出會議，在一個網球場發表人權宣言，誓言認同天賦人權平等，建立一個普選的平民議會。國王糾集大軍，巴黎市民反抗，拆毀了巴士底獄，一場革命，為二百年的西方民主定了型。
特區政府如果真敢實行「兩院制」，則豈止違反基本法，還形同把香港拉向二百多年前的君主法國，極盡反動之尤。功能組別不過是來自平民的各個社會界別，香港沒有貴族。即使真的實行兩院制，則香港「上院」的終身議員應該是殖民地買辦家族何東、羅文錦、周錫年等本土商賈的後人，另加「新界王」劉皇發。或許飄流在外的前光緒帝師翁同龢的後人翁以登，也可以自動晉身「上院」的尊貴寶座，但絕對不是甚麼飲食界、建築業、會計界「選」出來的不三不四代言人。
一百年來，中國對西方政治思潮瞎子摸象，盲目「引進」，二十世紀先學了蘇俄馬列主義，搞得不倫不類，如果二十一世紀以香港為另一個荒唐的試點，盲目模仿英美的兩院制，只會在國際社會中再鬧一次丟人現眼的笑話。
功能組別的立法局議席，由前港督尤德倡議，是香港議會制度的過渡權宜之計。有如嬰兒學步，咬着一個奶嘴，在一歲的時候推着跌跌撞撞的那個木造的圈車。
功能組別保留到今日，如同小孩子到了八歲，還啣着奶嘴，還在推着嬰步車，形象相當怪誕。政制發展的時間表也好、路線圖也罷，最實際的構想，是政府至少確立二○一二年之後如何逐步減少功能議席的數目，這樣的要求，已經低得不能再低，連「單普選」也不是。特區政府至少有點責任，向全世界昭示：香港的中國人不必等到二十一歲，還在推着那輛木圈車，嘴巴裏還咿咿呀呀地含着一個塑膠奶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