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視娛樂業大亨JohnWernerKluge出生德國，哥大畢業，去年福布斯富豪金榜佔第二十六位，今年八十一歲了。他四年前捐了六千萬美元給國會圖書館設立KlugeCenter，定期邀請資深人文學科學者和後博士學人駐館讀書做研究，基金每年還撥出一百萬美元頒給一生有大成就之人文學者，宗旨跟諾貝爾文學和經濟學獎一樣。余英時先生今年三月中旬到六月尾、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應邀在中心看書做學問，上星期來信說十一月十九日終於回普城的家了。
在這座典雅的ThomasJeffersonBuilding作客余先生一定很舒心。他信上說，回到家裏我的新文集《記憶的腳註》先一步寄到了：「讀到〈別吵，哈維爾在看書〉一篇，尤覺得十分巧合。今年四月到六月哈維爾也恰好接受KlugeCenter的邀請，在國會圖書館作研究兩個月」。這位捷克前總統的研究室在余先生研究室的斜對面，余先生只同他寒暄過一兩次，他不大說英語，無從深談，身邊又總有安全人員，也不便閒談：「他的研究室我也不想去打擾，因為『別吵，哈維爾在看書』的念頭在我胸頭」。
一九九○年總統哈維爾官式訪問美國，國會圖書館把館藏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宣言〉原稿送給他的祖國留念。這份原稿是捷克第一任總統TomasGarrigueMasaryk的筆迹。他是捷克獨立的締造人，我在倫敦的老朋友米洛斯父親的老同學、老同事，我在《從前》一書的〈椅子上的花環〉裏寫過他的一些故事，寫他二三十年代常常到捷克作家KarelCapek家裏參加星期五聚會，一九三七年謝世後的一個星期五，作家家裏老總統慣坐的那張椅子上擺着一個披着黑布條的小花環，附一張白色唁卡寫着「我們記得」。
米洛斯寡言，聽說那位作家和那位老總統也寡言，我的英國朋友都說他們是「沉默的民族」。我至今忘了問聶華苓大姐哈維爾早年在愛荷華寫作坊的時候是不是也不大說話。我只依稀記得戴天說他會喝酒，很豪爽。他近年身體不很好，去年在台北還𨄮了一交。余先生給我寄來哈維爾在國會圖書館臨別講演的英文全文，不太長，從捷克那份〈獨立宣言〉說到當代幾份著名宣言如暮鼓如晨鐘之醒世作用，還說這些文件都以簡明流暢的文字捍衛人權宣示尊嚴，盡量寫得讓少年學生都讀得懂，記得牢，從中培養他們健全的公民意識和正確的價值觀念。
〈TheEmperorHasNoClothes〉這篇講演圍繞着他一生的信念重申他對今日極權國家專制政體的控訴，對世界各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物的敬仰：在一片皇帝穿新衣的頌歌之中，他期待的是一個清醒的聲音揭穿「皇帝沒有穿衣服」！這樣淺顯的理念哈維爾竟然一次又一次演繹了一輩子，人類的悲哀真是太深沉了。走過史太林的共產荒野，聽過布拉格那年的春雷，樹立過《七七憲章》的豐碑，坐過冰寒的冤獄，邂逅了天鵝絨和平革命，這位人權衛士寬不下心的依然是政治的謊言帶給世代生靈的無盡傷愴。
余先生和余太太淑平大姐給我寄來國會圖書館一塊手製玻璃鎮紙，鎮紙裏嵌着兩枚圖書館紀念郵票，右下角錄傑佛森一八一五年致美國第二任總統JohnAdams信上那句名言："Icannotlivewithoutbooks"。我喜歡這塊新鎮紙像喜歡一件老古董：書香是敻古的清芬。我不再年輕了，沒有哈維爾的激情了，我想余先生也不會有了。在舊籍故紙中討一點往昔月色的輝映儘管寧帖，我們畢竟不會不記得也不會不感念哈維爾那樣的人的巍巍堅持。余先生說，哈維爾講演那天，他和大姐事先沒有找中心的主任安排座位，臨時趕去聽講，但見到處是人，黑壓壓擠不進去了，只好廢然而返：「今天世界上還存在着哈維爾這樣的理想主義者，總算難得。」余先生不無欣忭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