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應湘之「暴民政治」說一出街,登時惡評如潮,筆者不欲「一沉百踩」,便試為胡爵士一辯。
胡為普林斯頓大學土木工程學士,我於九○至九八年均在普林斯頓,其中住在Hopewell鎮的時間最長,據悉胡公也在此住過,「合和集團」的命名也是它的諧音,說來我與胡公也算有一縷異國「鄉誼」了。
記得九六年胡應湘贈予母校巨額捐款,他致辭曰:自己的子女都是史丹福大學等多間名校造就出來的,這就是財富,他們不需金山銀山……聽去着實感人。如果說法治和公民社會是英國留給香港的財富,今日香港人又應該留下甚麼財富給子孫後代?
胡公六十年代離開普林斯頓大學時,美國的民權運動尚未進入高潮;近二十年,胡多在內地拓展,那裏沒有民權可言,有的只是廉價「奴工」。胡應湘此生所見之暴民,恰是中共策動之「反英抗暴」,那不是暴民政治又是甚麼?胡欣然領受英國宗主封爵,卻至今未領取特區政府的大紫荊勳章,並非他不夠格,想來定是胡爵士深惡痛絕暴民政治,恥於和「反英抗暴」的首領楊老令公為伍。由此可見,胡之「恐暴症」乃「恐共症」病毒的變種。進而推論,暴民論並非「胡說」的要點,且聽胡爵士侃侃而談,接受政改方案如同先吃了這一餐才有下一餐。如此妙論始為「胡說」之精粹。
「低調富商」顧明均忽而高調,又報警又興訟,「怒吼」是他的招牌;賭王何鴻燊慨然下注,賭一二.四遊行不逾五萬人,「博彩」是他的招牌;而胡爵士的招牌則為「食得是福」四字真經。「食」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元素之一,中國第一部論述「天地之大法」的文獻《尚書》即列明「食為政首」,難怪中共視溫飽權、生存權為人權的同義詞了。人活着是為了吃,中國人沒有民主是不會造反的,沒得吃天卻要塌下來。故此,先不管盤中餐是豬頭骨還是即食麵,先三扒兩撥吃下肚再說,吃了此餐再等下餐,鮑參翅肚陸續有來。這和許仕仁的「麻將經」可謂異曲同工,阻人吃飯和阻人「食胡」,均為罪過。
不患寡而患冇得食,胡爵士的立論甚為精警,可惜自己並未身體力行。八十年代胡在內地修橋鋪路,原非做善事,錢是要賺的,怎知粵官撒刁放潑,賴帳不還,胡惟有上達天聽,幸得趙紫陽援手,總算收數落袋,趙紫陽還讓胡應湘日後有事可直接找他疏通。孰料到了九十年代,趙公「人面不知何處去」,香港另有首富大員外攀龍有術,胡爵士卻又不願啃豬頭骨了,他拍案怒斥「官商勾結」,官者何謂商者何謂,大家心照。此時胡的信條卻是「不患多而患不均」了。後來不曉得兩下裏如何「拆掂」,冰釋前嫌,胡便吃了此餐等下餐了。
胡應湘安享官商相衞的免費午餐,形同許仕仁要港人「鬆章」讓政府「食胡」。任誰要掀翻他們的筵席與牌桌,皆為暴民!此係「胡說」之所以為胡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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