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暗流洶湧，「策發會」竟然披露離奇的「四不原則」：民主發展必須「不影響經濟繁榮」、「不造成社會不安」、「不破壞政府效率功能」、「不傷害中港與中國同胞的信任」，並有人刻意放風，指「四不」也是特首曾蔭權的立場。
「四不原則」之抽象和空泛，充滿共產黨式的政治思維：如何定義「經濟繁榮」？怎樣才算「社會不安」？特區七年，固然沒有普選，憑董建華政府的「高官問責制」，難道就沒有大肆破壞政府的效率功能？任何民主發展如果都有可能「傷害中港關係」，那麼即使二○四七年「最終」實行普選，中港關係也必然「最終」都有可能受破壞，倒不如永遠不要普選，中港關係都會永遠「和諧」。
「四不原則」之險惡，在於有人借「策發會」之名，點出「曾蔭權」的身份，暗指曾蔭權其實並無誠意推行普選，以「策發會」行金蟬脫殼之計，是曾蔭權設計的騙局。
是不是實情，遲早會真相大白。曾蔭權左右不逢源，兩局不討好，其處境步步維艱，都是相當明顯的趨勢。不論誰當特首，在這個時機，特首這個職位的立場最模糊曖昧，對於泛民主派，由於是攻堅爭取普選的一方，也就是要求變革的弱小勢力，如果想扭轉大局，必須解決曾蔭權的角色問題，也就是特首的問題。
毛澤東說過：「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二百年來，古今中外的許多大變革，橫跨兩朝的一些權力人物，都無可避免成為磨心。清末民初時代的袁世凱正是這樣的重要角色。袁世凱由李鴻章提拔，在戊戌維新前投靠了慈禧重用的兵部尚書榮祿，當上軍機大臣，卻又成為光緒維新派爭取的對象。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游說袁世凱站到維新派這一邊，勸袁世凱誅殺榮祿，取而代之，然後擁兵支持光緒。在譚嗣同面前，袁世凱表示支持維新運動，並激昂明志：「若皇上在僕當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改變中國命運的政治籌碼，握在袁世凱一人之手，他向哪一邊下注，決定了中國今後歷史發展的方向。袁世凱心中雖傾向支持康梁和光緒的變法，但當他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家，把維新派兵變的計劃密告榮祿，挽救了慈禧，把六君子送上菜市口刑場，孫中山發動革命，光緒早已病逝，朝中皇帝是稚童宣統，清室岌危，攝政王沒有權威，惟有可號令軍隊的袁世凱可以平定亂局。北京的英法領事館都認定：唯袁世凱這樣的強人可以搶先更立君主立憲，避免革命動亂，保障列強利益。袁世凱宣誓効忠清室，在清代的瀕危時刻，袁世凱成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監護人，竟又成為孫中山極力爭取的對象，借革命黨要求共和之刀，迫使清室遜位，復又借西方列強之劍，威迫革命黨就範，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的總統，後來又復辟稱帝，建號「洪憲」。袁世凱百年來受歷史學者抨擊，皆因文人視之為架空民國、蒙弄孫中山的權術家，但中共的中央電視台片集《走向共和》卻對袁世凱甚加讚賞，許為權術深厚的百年謀略第一人。
袁世凱有沒有政見？他未嘗沒有，對於清室之腐敗，袁是過來人，知之最詳，但在慈禧、榮祿和光緒、康梁之間，袁世凱冷靜深沉，他判定對自己最有利的、最高權力保護傘在哪一方。袁世凱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更不是革命家，他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香港人也認同此一精神，六十年代的一份立足於香港的知識分子報紙，亦曾以此八字信條與讀者共勉），在中國的命運處於十字街頭的重大時刻，袁世凱首先想到的是自保，然後想到的是權力的擴張，這樣的人物主宰了中國二十世紀啟幕的時代大局，以國際的大視野來看，無疑有點滑稽，但以中國二千年中央集權的君臣傳統，卻又完全正常。
中共最近紀念胡耀邦的忌辰，令人想起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八十年代中期經歷的危艱局面，胡耀邦竟然要求鄧小平退位，趙紫陽身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後來又孤掌難鳴，自憐堪悲。胡趙兩人都少讀了一些中國歷史，一個學不了袁世凱的韜晦和冷靜，另一個又做不成榮祿，一個性格獨立，鋒芒畢露；另一個又城府不足，書生氣十足，中國的政治，不是胡趙這種好人能玩得了的遊戲，兩人結局淒涼，又豈是偶然？
二○○五年，不論誰是香港特首，在中國政府否決了雙普選之際，成則為袁世凱，敗則為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的捷共主席杜布切克——身為共黨人，竟然為捷克人民出頭，向蘇共爭取所謂「獨立外交路線」，最後被召回蘇聯，由布里茲尼夫下令軟禁。
因此，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政治鬥爭是很殘酷的，多少仁人志士，搞不清楚這個道理，在洪流中沒頂；當然也有一些優柔的國王，如法國的路易十六，在進步和反動的界線之間，縱有一片好心腸，以為能緩衝妥協，結果反而丟了腦袋。
千年中國，在宮幃和荒野的刀光劍影之間，燈下閱史，「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迹」，小說家的戲言，歷史學家的喟歎，做得成真正的韋小寶的，原來唯袁世凱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