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暴動日漸平息，但暴動卻是「九一一」的餘波，只是一個戰役的退卻，絕非一場戰爭的結束。
法國大暴動由巴黎開始，滋事者是法國伊斯蘭裔的失落一代。伊斯蘭教義崇尚向外擴張，公元六二二年，「先知」穆罕默德在聖城麥加被追殺，逃到一個叫馬迪拿的城鎮，建立了第一個伊斯蘭國。在阿拉伯語之中，「遷徙」是一個專有的文化名詞，叫做「希茲拉」（Hijra）：無論伊斯蘭信徒到了哪裏，都不應該只知落地生根，要把伊斯蘭教向外播種。「希茲拉」是伊斯蘭教徒的一種生活方式：不要眷戀土地，向外拓展疆域，一旦佔奪了一寸新土，則永不容失去，失去了就要重新奪回來。
伊斯蘭少數族裔定居西歐，永遠格格不入，難以融合，因為伊斯蘭教民不會滿足於寄居一個異教的社會。在穆罕默德出走聖城八年之前，伊斯蘭教民已經完成過一次「希茲拉」遷徙行動，他們逃到東非的阿比西尼亞，也就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亞。阿比西尼亞是一個基督教的小國，伊斯蘭教徒在那裏可以崇拜另一個真主，但伊斯蘭與其他宗教勢不兩立，他們不會長久滿足於寄居，必須奪得軍事和統治大權。
今天，伊斯蘭也在建立全球的霸權，其謀略不外兩種。一種是「阿比西尼亞式」：向異教國家遷徙人口，成為少數族裔，只爭取「一國兩制」式的「高度自治」。另一種是「馬迪拿式」，不甘於寄居共存，必須建政奪權，在異教的國土建立伊斯蘭邦國。法國的大暴動，是國內的伊斯蘭少數族裔不再滿足於「阿比西尼亞式」的現狀，即將向「馬迪拿式」的「理想國」過渡。
一如香港的傳統親中左派。殖民地時代，他們蝸居北角，心向北京，在「港英殖民統治」之下盡量「發展生存空間」，是為香港左派的「阿比西尼亞時期」，一九六七年的港共大暴動，是左派誤以為毛澤東想他們改走「馬迪拿道路」。今天，香港既已「回歸祖國」，左派土共之「條氣唔順」，他們其中的一些也想「當家作主」，正是出於長期受壓抑之下，「馬迪拿情緒躁動」的間歇性發作。
住在歐洲的伊斯蘭少數族裔，在法國佔總人口十分之一，在英國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和荷蘭鹿特丹，都分別建立了伊斯蘭的龐大社區。在丹麥北部的兩個城市伯寧曼和阿勒斯，伊斯蘭少數族裔的人口已超過五分一。歐洲的人口專家預測，如此趨勢如不受控制，則百年之後，歐洲伊斯蘭人口將超過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人口總和。
正如三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在江西、海南島、廣西、湖北等地建立的多個「紅色根據地」，勢力不斷向外擴張，國民政府數度圍剿，反而促成井岡山勢力最先在瑞金建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為中國紅朝的第一個「馬迪拿」。今天的歐洲，外有拉登和阿蓋達組織的聲援，內則有各國阿拉伯族裔的壯大，法國暴動帶頭譁變，阿拉伯世界的史達林有了，只欠歐洲境內出一個毛澤東。
這是法國大暴動揭示的深層危機，法國大暴動不是甚麼社會經濟分配不公，也不是法國殖民主義留下的計時炸彈，而隨時是伊斯蘭對天主教發動的討伐「聖戰」的新篇章。不但歐洲的伊斯蘭族裔要走上「馬迪拿之路」，中國維吾爾族的東突厥獨立勢力，最近向胡溫的中國政府宣戰，恐怖主義之火即將燒及中原本土，巴士人肉炸彈隨時在中國出現，巴黎已經燃燒了，一場伊斯蘭文化的全球大總攻已經隱然吹響了號角，北京和上海，甚至香港，還會遠嗎？
這正是歐盟的主流國家一直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理由。土耳其是阿拉伯世界中最「西化」的國家，政治取態溫和，冷戰時代，伊士坦堡的博斯普魯斯海峽，掌控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咽喉，成為歐美對抗蘇聯的橋頭堡。冷戰結束了，論功行賞，土耳其理應堂皇「脫亞入歐」，加入歐盟，但歐美畢竟清醒，仍然記得土耳其的前身是奧圖曼帝國，土耳其今日也是東突厥維吾爾族獨立勢力的後方。伊斯蘭勢力早已突破阿拉伯半島和中東，向歐洲伸展出一面新月形的包圍網，與伊斯蘭的旗幟圖案相同。法國的大暴動，固然阻撓了土耳其加入歐盟，亦必令美國對歐洲的處境更添猜疑——一個歐洲，由人口開始，伯明翰、馬賽、鹿特丹，一座座相繼「伊斯蘭化」，相對於「中國威脅」、「北韓核危機」，伊斯蘭的陰影更濃，令美國更為不安。
因此今日世界，尚未至一般短視的華文輿論認定的「中美平分天下」，而是歐美和阿拉伯世界的千年十字軍之爭。阿拉伯世界的威脅潛力高於中國，至少也是歐美白人、阿拉伯、中國互成鼎足之局。從巴黎燒起的這把火，來頭不小，就像毛澤東在井岡山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歷史之驚人的相似和神奇的巧合，有時令人雖壁上觀而怵然以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