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十二月四日的民意支持之下，泛民主派議員全數在立法會「企硬」，導致政改五號報告書被否決，那麼會有甚麼後果？又或者說，誰應該承擔政改「原地踏步」的責任？
上周五，《蘋果日報》引述中方消息人士說，中央不會因為擔心政改原地踏步，而要特區政府向民主派讓步，若政改方案遭否決，「曾蔭權可能會失一點民心，但影響不大」，反而投票反對的泛民主派，則會因此留下阻撓政改邁步的惡名，因此，中央認為，泛民主派討價還價的實力不算很大。
社會上許多政商名人，以至其他的報刊輿論，近日對政改方案的表態，都持審慎態度，主因是他們不能猜到政改方案若被否決，社會上會將責任算在誰的頭上。
曾蔭權認為，香港的民主進度，最終決定權在中央手裏，反對政改方案，就是與中央「強硬對抗」，而「強硬對抗」的效果「只會適得其反」。
根據韋伯所提出的從政倫理，香港政商名人及多數輿論所持的是「責任倫理」，也就是從事情的後效去考慮自己的政治取態：效果不佳或適得其反的事就不要去做。但韋伯還提出一個更重要的從政倫理，就是「意圖倫理」，也就是從政的目標與要實現的意圖。意圖倫理通常要放在責任倫理之上，也就是說，從政者首先要有對自己的理念、意圖、目標的堅執，其次才需從後果去思考自己行動或政治取態的責任。
普選既是天賦人權中重要的參政權，又是《基本法》所定的港人應有的權利與目標，那麼實現普選的意圖，應凌駕在為推動這意圖而需要承擔的責任之上。換句話說，若有足夠的民意支持，那麼義無反顧地堅持當局必須定出普選時間表的立場，而不去考量責任後果，應是更能凝聚社會上多數民意的共識。這也就是說，即使在政改方案被否決、政制原地踏步的情況下，泛民議員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指他們應承擔責任，他們也應該表白表示：在所不惜。
在當前形勢下即使導致原地踏步，也在所不惜。泛民議員應有此堅執，支持民主、自由的輿論界也應如此，政商名人、廣大市民其實也應如此。這是我們的脊骨所在。
更何況，我們根本不是與中央對抗。中央也從來沒有人說香港市民爭取普選是與中央對抗。由於中央否決了○七、○八雙普選，如果我們堅持一定要○七、○八普選，這還可以說是與中央對抗。但我們沒有堅持○七、○八，我們只是說要有個普選時間表吧了，何對抗之有？
香港市民若認清我們的權利，應準備承擔否決方案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