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香港為商業社會，就好像說「阿媽係女人」，是一件連3歲小孩都知道的事，多講既沒有新鮮感，更缺乏積極意義。
奇怪的是，依然時常有人煞有介事地講這個道理，一派要「點醒」別人的樣子。
例如每次政治爭拗，以前會有尊貴的委員或代表站出來諄諄告誡大家：香港是個商業城市，應該少搞政治。後來出現了一個較順耳的版本：內地發展迅速，上海更是一日千里，香港必須專注面對競爭，不能分心在導致內耗的事情上面。
又例如討論社會福利問題，總是有人把「商業」與「社會」對立起來，要不是危言福利保障會破壞香港的商業文化和競爭條件，就是把商人描述成為社會的吸血鬼。
爭拗來自期望
記得小時候受粵語殘片影響，有一次問外祖母：以前在農村有沒有典當過棉被？典當給誰？她說：當然有，農村也有有錢人。於是我問：他們是不是衰人？村民是不是很憎恨他們？完全沒有讀過書的外祖母竟然答道：耕田的農民時常有周轉困難，收成沒有保障，屋會破牛會死，偶然又有大事要花費（相信她遠嫁給在香港的外租父時也曾張羅一番），有人可以提供幫助，大家多是心懷感激。而既然是借錢，就當然應該有抵押、要納息，農村裏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長大後每次聽到有人用帶着語重心長的口氣說「香港是個商業社會」，我就會想到外祖母的話。其實每個社會都是商業社會，因為人是群體的動物。而商業社會也需要人情味，因為人是會關心別人的。
香港現在還有政治爭拗，正是由於大家喜歡這個商業城市、對社會有期望，覺得它還未達到我們的理想。
而在這個商業城市裏相對幸運的中產專業人士，有時會抱怨負擔重，但更想積極地回應社會。「三十會」就是這樣一班朋友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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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