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
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
最近本報刊出龍應台女士和她兒子安德烈的通信，十分精采。安德烈說：酒吧跟咖啡館，在歐洲，其實就是社區文化。母子兩人都說：香港有酒吧（特別是在蘭桂坊），卻沒有像家庭和社區式的咖啡館，如果有，也只是茶餐廳。
我讀後不禁想起幾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學術會議中，我的一句閒話竟然引起軒然大波：我說上海有很多咖啡館，而且有氣氛，但咖啡並不精緻好喝；香港有好的咖啡，但好的咖啡館──特別是有氣氛的──絕無僅有……而咖啡既好喝、咖啡館又多的城市是台北。記得當時就有一位香港學者反駁道：香港有茶餐廳，它才是香港社區文化的特色。
近年來我常住香港，早已成了半個香港人，茶餐廳也是我經常去的地方，但是我的感覺和龍應台相似，總覺得茶餐廳的人氣太旺，人聲嘈雜，不能令我安安靜靜地拿一本新買的書去看上一兩個鐘頭。因此，我的結論是：茶餐廳和咖啡店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文化產物，也許前者更「道地」，更老土，而後者才是所謂國際大都會的不可或缺的文化特色。
我認為香港自回歸以來，本土化愈來愈厲害，幾乎把當年的幾家略有氣氛的名咖啡店也擠走了，代之而起的連鎖咖啡店卻遍布於各大商場，成了商業文化的附庸。在店中飲咖啡也不是味道，非但人擠人，而且總覺得商業氣氛太濃，咖啡就是商品，飲咖啡也成了消費行為，何來「相濡以沫」？大飯店中當然有咖啡店，但正如安德烈所說，貴得要死，其實根本不值得。
那麼，像我這個嗜咖啡如命的人怎麼辦？只好上窮碧落下黃泉，到處去找，也到處向朋友打聽。於是找到在銅鑼灣鬧區一家小得可憐的咖啡店，僅有兩三個枱子，但咖啡的確價廉物美。朋友還介紹一家跑馬地一個賣咖啡的舖子，店主人視咖啡如紅酒，品味極高，所以專作小本生意，從世界各地轉販極品咖啡給客戶，店裏也擺上兩三個座位供顧客品嘗，但這不算是咖啡店。又有一位老友帶我到他常去的一家咖啡店，遠在鰂魚涌的一條小街上，的確有點歐洲氣氛，但顧客幾乎全是番鬼佬。
是否只有番鬼佬最喜歡咖啡，而香港人只要飲茶？然而香港的「飲茶」並非真的品茶，而是到餐館或茶餐廳去小吃。甚至英國式的「下午茶」也以吃糕餅甜店為主。
香港是否根本沒有咖啡文化？既然沒有像巴黎的「花神」和維也納的「Zentral」，文人雅客又在何處聚會？本地朋友回答說：哪有甚麼文人雅客，連民間文化人都忙得像趕場一樣，哪有閒情泡咖啡店？
且不談文化人。學生和年輕人呢？我在台灣大學求學時代，全台北只有一家咖啡店──「田園」，它幾乎變成我們的「麥加」，不僅可以在此高談闊論「存在主義」，而且還可以帶女友來此約會，聽古典音樂。至今全香港還沒有一家專供人聽古典音樂的咖啡店，如果有，我願意借出個人收藏的一半唱片。想其他樂友也願意共襄盛舉。
最近到台北開會，順便到重慶南路鬧區買書和經典影碟，吾妻到街邊一家咖啡店閒坐等我，我買完書進得門來，只見店內幽靜異常，有兩三個年輕人坐着看書，顧客進來時聲音也是悄悄的，我頓覺身在世外桃源，心情為之一爽。抬頭一望，這家咖啡店竟然名叫Dante，不得了！香港的大學生可能還不知道「丹堤」或但丁是何許人也！這也是一家連鎖店，但氣氛就是和香港的不同。甚至台北的星巴克和香港的星巴克也完全兩樣，為甚麼？
香港有好的咖啡，但獨缺咖啡文化。我本以為問題在於「硬體」：香港寸土必爭，房租太貴，好的咖啡館「養」不起。然而看了龍應台和安德烈的「家書」後，我反而感到其實這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軟體」更有關係：飲咖啡並非一般市民生活和學生生活的主要項目。（難怪安德烈不習慣），咖啡館再多──而現在也愈來愈多──也泡不出情調來。香港人一向把文化與娛樂相提並論，把「搏命」與「消閒」對立，每天如果不趕約會的話，手機就失去一半的效用。香港人「傾偈」──在茶餐廳或在咖啡店──的目的不是「相濡以沫」，而是每天必備的社交活動，一種「口腔文化」的積極表現──吃時必說，而且聲音愈「嘈」愈好。
那麼文化的涵養自何而來？香港人的回答是自我增值，──從健身到瘦身到各種補習班，當然還有大學；君不信可以到每間大學去走走，晚間門庭若市，學生比白天的還多，似乎人人都爭着來讀書，但修的都是「副學士」。文化不是培養而是掙來的。在香港，文化也是一種活動，港人也的確活力充沛，各種文化活動（包括表演、展覽、座談、電影和音樂節）多不勝數，但活動的空間卻出奇的不足，在如此「動感」之都，為甚麼政府不撥出更多的空間作文化建設和活動之用？答案很簡單：空地全被地產商買去了。於是問題又回到「西九龍」：為甚麼政府要本末倒置，不先從打造文化空間開始？卻處處顧及地產空間？我認為在西九龍不應蓋任何豪宅或酒店，而留下更多的空地，去營造有各種演奏廳、展覽館、和書店、咖啡店的「濱海文化」，並以此提高全民生活的文化素質。當然這又是不切實際的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