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改革之爭僵持，特首曾蔭權發表《香港家書》，以近乎懇求的語氣試圖勸服泛民主派不要強硬對待中央政府，寧願政制方案原地踏步，否則效果「適得其反」。
沒有人願意看見政制原地踏步，包括親中派在內，因為「許五方案」至少提供了五席直選，讓更多政黨新生代人士進入議會。循由區議會途徑從政，也是另一條路。香港不是「缺乏政治人才」嗎？「許五方案」至少擴大了以議會方式培訓政治人才的基礎。政制發展無從，二○○八年的立法會選舉必將淡然乏味，「阻撓民主發展」的責任落在泛民主派的頭上，香港的選民並不是時時都有足夠的理性，兩年來泛民主派遭到政治抹黑，其選票應聲下降。政制原地踏步，二○○八年不知道泛民主派如何拉票？政府和親中派將據此而一舉癱瘓泛民主派的支持，政制原地踏步不僅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大挫折，對於泛民主派更近乎政治自殺。
政制方案通不過，曾蔭權雖不必辭職，然而「強政勵治」的口號難免大打折扣，曾政府可能提早呈現「董建華化」的「權力早衰症」。中方對曾許政權的信任大降，本地各路政治勢力眼見有機可乘，判斷曾蔭權的「特首壽命」可能只有兩年，則「特首之爭」暗湧又起，一些對特首寶座本已心灰意冷的人選，再次「敗部復活」，或結束冬眠蟄伏，這是曾蔭權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除了一個「孤獨的朋友」，竟然完全缺乏「保皇黨」的原因。「商人治港」失敗了、「公務員治港」也不行，那麼香港將再次陷入激烈的政爭，無從「和諧」。立法會徹底失控，「行政主導」將會演變為真正的「立法主導」，誰來治港？屆時共產黨的耐性，底線何在，將受到極為嚴苛的考驗。
很明顯，政制方案已經演變為曾蔭權與泛民主派的鬥爭，方案不通過，則兩敗俱傷，甚或類似美蘇核威懾政策的假設：「保障共同毀滅」（MutuallyAssuredDestruction），民建聯、自由黨、曾經一度傳出有意角逐特首的各路人物勢力，漁翁得利，都在暗暗看好戲。出現這樣的結果，相信香港人不會情願，很奇怪的是，泛民主派和「港英餘孽」雙雙成為犧牲品，竟然也或許不是中共所樂見。
香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妥協，泛民主派並非反對政改方案，只是想附加時間表，中方都不會給時間表，或即使被迫交一個時間表，亦必然是比中方當初容許的更緊更押後的普選日期。
然而中國也必須明白：香港人接受民主「循序漸進」的原則，然而自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民主都至少出現三次技術上的倒退：第一次是一九九六年的特首候選人共四名，到了二○○二年卻只有董建華一名，差額選舉變為等額選舉，雖沒有違反《基本法》條文，卻絕對違反了「《基本法》精神」。第二次是一九九五年，香港的區議會早已全部直選，董建華上台卻恢復委任制，可謂反動之至。第三次是董建華廢除了兩個市政局，堵塞了民主政制的其中一條動脈，今天的「許五方案」，又企圖把本來不應該沾染政治的區議會重新政治化。重開一個畸形的「民主渠道」，令香港的政制如患上「大頸泡」，不倫不類，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董政府遺下的計時炸彈，一點也不比「港英」之少。曾蔭權為甚麼要揹上董建華任內的罪孽十字架？為甚麼不撥亂反正，彌補董建華任內對香港人的欺騙和羞辱，治療「董七年」為香港帶來的創傷，向中方游說，提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民主發展程序」，至少是模糊的程序，或者半個時間表，也比完全沒有方向好？
所謂「模糊」，亦即「二○一○年全面檢討政制作出重大變革，包括兩年後雙普選的可行性」，所謂「半個時間表」，就是立法會如果暫不全直選，也可以先考慮在二○一二年實行特首普選，只要取得選委會的若干下限提名，即可領取「普選入場券」，類似外國評獎的入圍（Short-listed），中方能控制選委會一千六百人的意願，比統一全香港三百多萬選民的思想容易得多，特首普選在立法會普選之前，並非不可行。
在此期間，工商界必須戒除伸手向政府要錢要權的種種陋習，自己學會玩政治，培養出類似美國共和黨一類的實力政黨全力參與民主遊戲，而不是由只會品嘗紅酒打高爾夫球的「乜少物少」的娘娘腔太子黨來瞎搞胡纏，令香港擺脫「地產主義」的詛咒，令中產階級有真正的代表，走上合理而科學的資本主義之路。惟其如此，中國才不會顧慮香港一旦普選，會選出一個主張城市暴力革命的哲古華拉的共產主義亞洲信徒來當特首，成為一個愚弄鄧小平的黑色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