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甚麼是李約瑟難題。問者非常誠懇，暫答供參考而已。所謂李約瑟難題就是中國為何沒有自然科學。這究竟是不是一個難題，現在的人也許所持的看法有些不一樣了。學術只有自由研究才是學術，甚麼大膽的假設都無不可。一旦不自由了，就是學術變成了宗教。套用金岳霖的一句話：「學術成了宗教始有力，但既成宗教，不復為學術矣」。
三十五年前，我在劍橋時，忽然接到李約瑟的請柬，大概是某個禮拜四，邀請我到凱思學院去吃飯。這在劍橋是很平常的，事後我才知道是寇爾斯教授為我安排的。寇爾斯問我，李約瑟的中文到甚麼程度。那時候，李約瑟是生物學家，夫人也是，夫妻同行，又研究了那麼多年。李約瑟忽然改行，熱情的搞起中國科技文明來，實在是令人不解，那時候他的大書似乎出版了不止一冊了。
我到時去了凱思學院。李約瑟是那時的凱思學院的院長，這個學院的學生及先生以學生物及醫學的為多，也有少數其他系的，正如三一學院之於數理，彼得學院之於歷史，王家學院之於文學等。我早去了一小時，在李約瑟的研究室中，我見到李約瑟夫人，也見到魯桂珍博士。然後就與李約瑟談起來了，開始時用英文，他為了顯示他所引的書名，就改用比較正確的中文。不知他跟誰學的中國話，很像河北東部的方言，我當然聽得懂，就是略有奇怪的感覺。他的老式打字機旁還有幾本古書，線裝的。他拿起一本來，遞給我，順便講講書上的插圖。圖是三魂四魄，均是人，相對着坐在雲朵上。我還與他開玩笑地說：不知哪位是主席？院長就叫Master，是影射他當時的地位。他笑了一下，並不搭我的腔。
他有時拿起鉛筆，寫起中國字來，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一個發現。沒有一個字是我們通常所用的筆順的。我記得他寫「國」字時，先劃一個圓，非常圓圈，然後再填裡面的筆劃。總之，大概都是來自自學。寫起來也很熟練，但「筆的順序」絕對與我們的不同。
回到我們系裏，寇爾斯教授還問我，他到底會不會中文，為甚麼由生物改為中國科學文明的「翻譯」。我說：「據我所知，中國有位社會學家叫吳景超，他是研究中國的科學及工業化的。李約瑟難題之話題可能還是吳先生說的。後來我們的談話轉到社會學與社會主義上，我說：『前者是學問，後者已變成宗教了』」。那時羅賓遜夫人，是很著名的經濟學家，正在劍橋大學大講「造反有理」等。她是在劍橋的課堂上，穿着黑袍講。我路過，還是走錯了教室，駐足聽到的，她似乎是在講課，也真像是在傳教。那是一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