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普選，成為近日香港社會矚目的焦點。從「公共選擇」（PublicChoice）經濟理論的角度看，經濟自由和民主制度是錢幣的兩面。
很明顯，香港經濟的繁榮，人均收入躋身先進國家行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有一個活躍的自由金融市場。當金融市場得到充份發展、形成充份的競爭，窮人就有機會取得融資渠道。於是，一個人能否在經濟上取得成功，便可取決於個人的志向和才華，打破身份和階級壟斷利益的局面。
孟加拉國經濟學者穆罕默德．尤紐斯（MuhammadYunus），便曾對窮人無法衝破貧困枷鎖作出研究。他在賈伯拉村，遇到一名靠編織竹櫈維生的年輕母親索菲亞。她每天約需22美仙購買原材料，但她一無所有，惟有向銷售竹櫈的中間人借錢，但借貸卻要付出沉重代價。索菲亞必須把製成的竹櫈，按照指定的價格賣給這些中間商人。結果，雖經一天辛勞，她只得到2美仙的微薄收入，永遠受到貧窮的折磨。關鍵原因，是她無法在一個合理市場利率上，取得所需的融資。
約束既得利益集團破壞競爭
為甚麼索菲亞取不到融資？關鍵也在於孟加拉國缺乏一個開放競爭的制度環境──財產權沒有得到充份界定和明確保證；沒有機構負責收集、整理、發布潛在借款人的信用信息；貸款人之間缺乏競爭；規範信用制度的法律陳舊過時；司法體系腐敗無能，不能保證合同有效執行等。
可以說，香港目前的經濟自由彌足珍貴。然而，一些像西九龍文娛中心發展計劃，單一招標，破壞開放競爭的制度環境。事實上，要確保自由經濟制度在公開、公平和合理競爭的環境下運行，必須從憲法層面，用普選的方法，透過選舉所形成的公意，約束政府動輒運用權柄，魚肉百姓；制約既得利益集團破壞競爭。
看深一層，個人的經濟利益，在自願交易的市場機制下，矛盾和衝突得到解決；但權利的矛盾和衝突，若果沒有一個民主的政治選舉市場，衝突得不到合理疏導，只會令社會出現不穩。約在公元前430年，雅典哲人柏里克里斯（Pericles）說過：「雖然只有少數人能夠制訂政策，但是我們大家都能夠判斷它」。很清楚，香港高度發展的自由經濟和金融市場，沒有民主體制的配合，必然受到政府獨裁的威脅、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和破壞。
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