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
巴金的遺產之一，是推崇講真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起，他在香港《大公報》連續撰文，持續八年，一直到一九八六年九月，發表了大約一百五十篇文章，主題就是一個：要講真話，不要講假話。特別是對待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驚心動魄的騙局」（引文都是巴金的話，下同），要說穿那「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這些文章，後來集為《隨想錄》五集，其中一集即命名為《真話集》。
這幾本小書，恐怕可以說是巴金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作品中唯一能夠與早年《激流》三部曲相提並論的作品，因此說是晚年巴金的遺產並不過份。紀念巴金的心是否真誠，也要看是否認真對待這份遺產。否則，獻甚麼花，說甚麼歌功頌德的話，都是對已故作家的侮辱。
在《大公報》這樣的報紙上發表那些文章，可以想像，有許多忌諱。在文集中，巴金提到，「有人不徵求我的意見就改動他，塗掉一切和文革有關的句子」。有意思的是，香港《大公報》這樣神經兮兮不敢發表的文字，在一九八六年的大陸卻可以全文出版。當時那種氛圍，確實有一點要鼓勵人們講真話的意思。
不過，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也幸虧巴金晚年已經病到不能再寫甚麼、說甚麼了。不然的話，一九八九年之後，直到今天，巴金還能不能貫徹他自己的講真話原則呢？會不會轉而還要「將骨頭全吞在肚裏化掉」呢？
要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是很難，只消看看，當局在裝模作樣紀念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巴金的同時，是不是也會聽從作家巴金的勸告，提倡一下講真話。
「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這是當年巴金對某些人的批評。這個批評，是否還可以成立？如果這樣的「他們」和「有的人」，人還在，權還在，那些據說有心維新的領導人，其實不消搞甚麼權力爭奪、江湖鬥法，只要發動一場「講真話」運動，我敢保證，馬上獲得全國上下的堅決支持，一定所向無敵、戰無不勝！
我還敢說，如果有這樣一場運動，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馬上徹底改觀，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也會得到全世界的喝采。
相比之下，有人在那裏搞甚麼「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認為這樣就可以解決中國共產黨的那一攤子爛問題，實在是荒唐可笑的要命。既然請了巴金當甚麼「政治協商會議」的政治高參，為甚麼就不肯聽聽他這個也許是唯一可以救黨救國的主意呢？況且，是這麼簡單易行的主意，起死回生，就是「講真話」三個字。
領導人不要空話、假話、廢話連篇，共產黨員、政府幹部不要除了吹牛就是馬屁，老百姓要講甚麼話就由得他講，講了真話不犯罪——這在今天的「盛世」中國，是不是已經很難、甚至不可能做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