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許政府發表政改方案,激起民主派反彈,認定委任區議員有權投票選立法會及特首並不公平,民主派聲言「團結」反抗到底,方案如不通過,不止政制在二○○七和○八年原地踏步,民主派承受「阻撓民主發展」罪名。
下屆立法會選舉,必然更加失利,曾許政府三個月辛苦經營的民望亦大受衝擊,蜜月期提早終結。中方准許民主派北訪,自視為重大讓步,豈知民主派回港之後以一句「圈套論」破壞了「友好氣氛」,中方已經強忍惱怒,敬酒不吃,還要繼續不給面子,曾蔭權將要向中方解釋,為何籠絡招安無效,民主派「冥頑不靈」,而且曾許在北京的幕後支持者在中共的「集體領導」結構之中,亦必受到政敵刁難,指其犯了「右傾機會主義」。
政改方案之得失,關乎中南海的政局。十六屆五中全會已經沒有公布上海的新人事布局,更換上海市高層的種種傳聞沒有實現。香港的「曾許新政」如有反覆,隨時會給曾蔭權在北京的「保家」人物「添煩添亂」,會觸發中國高層的人事鬥爭。曾許方案如通不過,將會釀成中港兩地曾許、民主派和香港人的全輸之局。有如「六四」鎮壓之前,趙紫陽派系曾經派人到天安門廣場通知學生及早結束示威撤退,否則「紫陽同志處境困難」,但追求理想的學生沒有聽,結果如何,有目共睹。
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五十萬港人遊行示威,今天看來,確實開創了歷史。五十萬人的示威提出了「三大訴求」:一,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二,董建華下台;三,實現雙普選。兩年過去了,當時香港人的三大願望,二十三條草案收回,董建華已經撤換,沒有雙普選,但繼任特首的是民望最高的「香港仔」,○七○八年的選舉有了帳面的進展,直選議席和特首選委會人數都有所增加。三個願望其實實現了兩個半。如果不是這兩年之間胡錦濤和溫家寶正式接掌最高權力,這樣的大變絕不可能。
以中共立國半世紀的標準,如此對民意忍氣退讓,從未有此先例,或許這是胡錦濤「以民為本」理念在香港的體現。民主派爭取民主,應該顧及中國政治角力的大局,不僅要看見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桌面的明局,也要善於觀察中共權力互動在桌底的暗流。全面起用「港英餘孽」,與民主派接觸,准許曾蔭權重拾前殖民地的施政架構,壓抑傳統親中左派的權力慾,不惜讓有民主派色彩的新人接掌律政,在一個一黨專政的鐵桶江山中,有人想展現一點「新思維」,正如北宋的王安石面臨司馬光保守集團,三千年的政治文化遺傳基因,其困難的程度,有時超乎外人想像。在北京高層既有人敢拍胸膛「解放思想」,推行「新思維」,則此人亦必須為此可能引起的亂局負上政治責任。平安過得這一關,中國高層的開放勢力可能得道而抬頭,跨不過這一坎,則有如學生拒絕撤出廣場而導致趙紫陽垮台,中共高層會有人付出代價。這是有中國特色的「蝴蝶效應」,大陸一場政治變局,或繫於立法會最終決定政制方案的五六票。
因此政制方案必須朝野妥協。區議會的委任制反動而不合理,正因為是董朝留下的一個怪胎,曾許推行「非董化」的撥亂反正,更應該正視而早日廢除。不提出廢區議會委任制的小時間表,民主派被趕狗進窮巷;硬要曾許提出他們無法作主的普選大時間表,政府也狗急跳不了牆。「曾許新政」遭受重大打擊,則與懷在肚子裏的新人黃仁龍也難免釀成「一屍兩命」的災難。
中國政府正緊盯着二○○七和二○○八年的關口:台灣總統選舉前後,民進黨可能修憲,北京主辦奧運,十七大召開,是胡錦濤鞏固勢力的最後機會。地雷遍布,中共心情緊張,又豈會今天就開列一張普選時間表?
政制方案必須修訂妥協,政府明確提出區議會的改革,取消委任制,交換民主派全面支持通過。區議會的「議政」質素低,財政和行政瀆職的醜聞連連,硬要把這夥打麻將飲宴的街坊權力小集團推上甚麼民主政治的快車,本身就有問題,這些正是香港所謂政治新聞令人厭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