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許政府發表政改方案，激起民主派反彈，認定委任區議員有權投票選立法會及特首並不公平，民主派聲言「團結」反抗到底，方案如不通過，不止政制在二○○七和○八年原地踏步，民主派承受「阻撓民主發展」罪名。
下屆立法會選舉，必然更加失利，曾許政府三個月辛苦經營的民望亦大受衝擊，蜜月期提早終結。中方准許民主派北訪，自視為重大讓步，豈知民主派回港之後以一句「圈套論」破壞了「友好氣氛」，中方已經強忍惱怒，敬酒不吃，還要繼續不給面子，曾蔭權將要向中方解釋，為何籠絡招安無效，民主派「冥頑不靈」，而且曾許在北京的幕後支持者在中共的「集體領導」結構之中，亦必受到政敵刁難，指其犯了「右傾機會主義」。
政改方案之得失，關乎中南海的政局。十六屆五中全會已經沒有公布上海的新人事布局，更換上海市高層的種種傳聞沒有實現。香港的「曾許新政」如有反覆，隨時會給曾蔭權在北京的「保家」人物「添煩添亂」，會觸發中國高層的人事鬥爭。曾許方案如通不過，將會釀成中港兩地曾許、民主派和香港人的全輸之局。有如「六四」鎮壓之前，趙紫陽派系曾經派人到天安門廣場通知學生及早結束示威撤退，否則「紫陽同志處境困難」，但追求理想的學生沒有聽，結果如何，有目共睹。
二○○三年七一大遊行，五十萬港人遊行示威，今天看來，確實開創了歷史。五十萬人的示威提出了「三大訴求」：一，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二，董建華下台；三，實現雙普選。兩年過去了，當時香港人的三大願望，二十三條草案收回，董建華已經撤換，沒有雙普選，但繼任特首的是民望最高的「香港仔」，○七○八年的選舉有了帳面的進展，直選議席和特首選委會人數都有所增加。三個願望其實實現了兩個半。如果不是這兩年之間胡錦濤和溫家寶正式接掌最高權力，這樣的大變絕不可能。
以中共立國半世紀的標準，如此對民意忍氣退讓，從未有此先例，或許這是胡錦濤「以民為本」理念在香港的體現。民主派爭取民主，應該顧及中國政治角力的大局，不僅要看見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桌面的明局，也要善於觀察中共權力互動在桌底的暗流。全面起用「港英餘孽」，與民主派接觸，准許曾蔭權重拾前殖民地的施政架構，壓抑傳統親中左派的權力慾，不惜讓有民主派色彩的新人接掌律政，在一個一黨專政的鐵桶江山中，有人想展現一點「新思維」，正如北宋的王安石面臨司馬光保守集團，三千年的政治文化遺傳基因，其困難的程度，有時超乎外人想像。在北京高層既有人敢拍胸膛「解放思想」，推行「新思維」，則此人亦必須為此可能引起的亂局負上政治責任。平安過得這一關，中國高層的開放勢力可能得道而抬頭，跨不過這一坎，則有如學生拒絕撤出廣場而導致趙紫陽垮台，中共高層會有人付出代價。這是有中國特色的「蝴蝶效應」，大陸一場政治變局，或繫於立法會最終決定政制方案的五六票。
因此政制方案必須朝野妥協。區議會的委任制反動而不合理，正因為是董朝留下的一個怪胎，曾許推行「非董化」的撥亂反正，更應該正視而早日廢除。不提出廢區議會委任制的小時間表，民主派被趕狗進窮巷；硬要曾許提出他們無法作主的普選大時間表，政府也狗急跳不了牆。「曾許新政」遭受重大打擊，則與懷在肚子裏的新人黃仁龍也難免釀成「一屍兩命」的災難。
中國政府正緊盯着二○○七和二○○八年的關口：台灣總統選舉前後，民進黨可能修憲，北京主辦奧運，十七大召開，是胡錦濤鞏固勢力的最後機會。地雷遍布，中共心情緊張，又豈會今天就開列一張普選時間表？
政制方案必須修訂妥協，政府明確提出區議會的改革，取消委任制，交換民主派全面支持通過。區議會的「議政」質素低，財政和行政瀆職的醜聞連連，硬要把這夥打麻將飲宴的街坊權力小集團推上甚麼民主政治的快車，本身就有問題，這些正是香港所謂政治新聞令人厭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