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果然不愧是中國最敢言的報章。
在文學巨匠巴金先生逝世後，內地大小報章雖然都有大量悼念巴金先生、緬懷巴金先生事迹的文章，但只有《南方都市報》有勇氣刊登文章呼籲中國官方建立文革博物館以作為對巴金先生的紀念。
只要看過巴金先生晚年所寫的《隨想錄》，就可以清楚知道巴金先生對文革這場人為災難、這場扭曲人性的悲劇一直放不下、一直耿耿於懷；他透過自己的筆平實的把文革中的遭遇、文革中他如何為了自保而被迫說假話、說空話一一道出，例如巴金先生在《二十年前》這篇文章說到他的朋友葉以群在文革開始後不久自殺身亡，可批判葉以群的人沒有放過他，批判大會照樣開，而巴金先生為了自保，跟其他人「坐在大廳裏甚麼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們舉手、跟着人們連聲高呼：『打倒葉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讓人們看出我的緊張，不要讓人們想起葉以群是我的朋友。」
把自己的瘡疤揭出來、把自己的窩囊相暴露於人前當然不好受，但對巴金先生來說，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跟他一樣認真面對這段歷史、認真檢視這場浩劫的經驗。也因此，巴金先生不但用筆寫下自己的經驗，他更一再公開倡議成立「文革博物館」，希望「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
更重要的是，巴金先生明白，產生另一次文革的土壤、產生另一次文革的氣候並沒有過去，若果中國政府及人民不藉着具體的、集體的行動如建立「文革博物館」面對歷史，檢討導致文革的制度、文化根源，浩劫還會捲土重來。
其實有這類想法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僅只有巴金先生，很多僥倖熬過文革、僥倖在牛棚下活過來的知識分子及學者如季羨林先生、李銳先生、李慎之先生……等都曾在不同場合、透過不同機會、寫過大大小小的文章呼籲國人不要迴避文革這段歷史、呼籲中國政府不要刻意讓人遺忘文革這場浩劫，季羨林先生寫的《牛棚雜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只可惜這些苦口婆心的勸告、這些充滿良好願望的期盼都得不到回應、都沒有受到重視，而巴金先生夢想看到的「文革博物館」更是連影兒也沒有，中國重要的官方傳媒在巴金先生逝世後甚至連他這個願望也不敢提，彷彿這個願望從來不存在那樣；這怎不令人失望、怎不讓人遺憾呢？
但是正如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中一再指出，文革那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偽難辨的大混亂」對中國是有深遠影響的；中國在經濟快速增長後出現的大量害人假貨劣貨、種種巧取豪奪、種種有法不依以權謀私的亂象只怕正是文革的遺毒。若果中國政府還不肯正視歷史、還不肯從根本上、從制度上檢討及反省文革這場浩劫，那文革的遺毒將繼續戕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下一代。
中國政府願意拿出勇氣面對文革的歷史、願意拿出勇氣完成巴金老人未圓的夢想嗎？